康熙二十九年。西元一六九零年。庚午馬年。

康熙爺自己個兒就是甲午年生的，屬馬。這庚午年正好輪著他，是他這輩子過的第三個本命年。

三十六歲，聖上壯年。身子骨硬朗，騎馬射箭，力氣不減當年。腦子也靈光，事情看得通透。這就是人們嘴裏常說的那句——年富力強。

想想也是。他八歲就登基，坐上太和殿那把又高又大、瞅著有點兒冷冰冰的龍椅。十四歲，年紀不大，卻不聲不響，靠著自己個兒的心計，就把鼇拜那樣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權臣給收拾得服服帖帖。

二十多歲的時候，南邊吳三桂他們三個藩王造反，鬧得天翻地覆，半個江山都打成了一鍋粥。最後呢？不也讓他一點一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平定下來了？難是真難。

才三十大幾歲年紀，康熙爺經歷過的風風雨雨，著實不算少了。

南邊的臺灣島，原先是鄭家的地盤，後來也收回來了，設了個臺灣府。北邊呢，跟那些鼻子高高、眼珠顏色不一樣的羅刹國人，也派了大臣去談。在尼布楚那個地方，兩國的人坐下來，你畫一筆，我畫一筆，把東邊那段邊界給定了下來，還簽了個文書，叫《尼布楚條約》。

天下看著確實是比他剛親政那會兒安穩多了，太平了不少。就像一個人，辛辛苦苦忙活了幾十年，總算能稍微緩口氣兒，鬆快鬆快肩膀了。

皇城根兒底下，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不管外頭發生多大的事兒，好像都能這麼按部就班、不緊不慢地一天天地過下去。生老病死，柴米油鹽，就是他們的全部。

可要說皇上心裏頭那根弦兒，怕是從來就沒真正鬆快過。哪怕外頭瞧著風平浪靜，他心裏也總得時時掂量著，處處提防著。

特別是北邊那片大漠草原上。漠西蒙古有個叫准噶爾的部落，新近出了個挺厲害的頭人，名字叫噶爾丹。

這個人，不是個老實巴交、安分守己的主兒。本事不小，心氣兒更高。就這麼短短幾年工夫，他硬是憑著武力，把原先亂糟糟、一盤散沙似的漠西蒙古各個部落都給歸攏到自己手底下，聽他號令，勢力一天比一天大。

就這樣，他手還不老實，不停地往東邊伸。

他把原先一直跟大清挺和順、年年進貢的喀爾喀蒙古幾個部落打得七零八落。人家活不下去，部眾四散奔逃，有的拖家帶口，衣衫襤褸，一直被攆到了長城根兒底下，沒吃沒喝，跪在地上，哭著喊著求大清皇帝給他們做主，救救他們的命。

這些消息，通過驛站，一封封塘報送進紫禁城裏頭，整整齊齊地擱在康熙爺批閱奏章的禦案上。他看著這些，心裏頭能痛快嗎？就像是有根又尖又硬的刺兒，紮在後背上，刺癢得很。

漠北這攤子亂事兒要是不給它徹底弄利索了，擱在哪兒都不踏實。

所以啊，這一年，庚午馬年，康熙皇帝的一顆心，得分成幾瓣兒使喚。他一大半的心思，都撲在了北邊。天天緊盯著軍機處、理藩院送過來的關於北方形勢、關於噶爾丹動靜的塘報、奏章。眼睛常常落在牆上掛著的那幅巨大的疆域地圖上。山川河流，城池關隘，都標得清清楚楚。

他的手指頭，就在那地圖上慢慢地劃拉，從這兒移到那兒，瞅著噶爾丹那個不安分的旗子到底又移到了哪個位置，心裏頭估摸著他下一步最可能往哪兒去，盤算著得怎麼提前佈置，才能堵住他的去路。

康熙五年，丙午馬年，也就是查理二世趕上倫敦大火的那一年，小皇帝才十二歲。他也是這樣先看著，先忍著。

禦座底下，站著的是他阿瑪順治皇帝留下的四個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那時候，朝堂上下的事情，多半是鼇拜和他那些黨羽說了算。誰要是不聽話，或者礙了他的事兒，他就想法子收拾誰。

小康熙能做的，就是看著這一切，聽著這一切，默默地學著，也默默地忍著。老祖宗孝莊太后那時候還在世，就住在慈寧宮裏頭。她是個極有智慧的女人，時常把小康熙叫到跟前，細細地教導他，“凡事須循規蹈矩，一飲一食，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得有個皇帝的樣子，不能失了身份，讓人小瞧了去”。

於是，小康熙就每天老老實實地跟著滿漢師傅讀書，一字一句地念，一筆一劃地練字。還要抽出時間，去景山或者南苑練習騎馬射箭，拉弓拉得胳膊酸疼也不叫苦。一樣功課都不敢落下。

他心裏明白，他得儘快學著做個合格的、能真正掌權的皇帝。

那一年，朝廷裏頭因為換地、圈占土地的事兒，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惶惶。鼇拜就借著這個由頭，硬是羅織罪名，把大學士蘇納海、巡撫朱昌祚、王登聯這幾個不肯附和他、甚至還敢反對他的大臣給定了死罪，殺了。手段狠辣決絕，震懾朝野。

那個馬年，他過得是極其壓抑的，是處處都得小心翼翼的，也是在暗地裏默默地觀察著、思考著、積蓄著力量，等待著自己長大成人、能夠親政掌權的那一天。

正是那份少年時候不得不學會的隱忍，和對複雜人情世故的洞察，才讓他日後在面對更加強大、更加狡猾的對手時，能夠沉得住氣，看得更遠，後發制人。

在能忍這一點上，十二歲的康熙和十二歲的查理二世，倒真是隔空相望，惺惺相惜才對。

這會兒，三十六歲的他，手指頭重重地點在地圖上噶爾丹咄咄逼人的位置上，眼神裏透出的那份沉穩和不容置疑的決斷的勁兒，就顯得不是憑空而來的了。那是經歷過無數風浪、付出過巨大代價才能錘煉出來的鎮定。

他心裏頭明鏡似的，絕不能再讓任何人，像當年那樣，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坐大，威脅到大清江山的安危，挑戰他這個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

庚午年的春天還沒過完，塞外的冰雪剛剛開始消融，草還沒怎麼綠，他就把該做的準備都做好了，把領兵的將領、調動的兵馬、糧草的籌集都一一落實了，下了最後的決心。打！

他先是點了自己的親哥哥，戰功卓著的和碩裕親王福全，做撫遠大將軍，當主帥。又給他配了最精銳的八旗禁旅和一部分能征善戰的漢軍綠營兵，讓他帶著這支數萬人的主力部隊，浩浩蕩蕩地出北京北邊的古北口，直奔噶爾丹可能停留的漠南烏蘭布通一帶，尋機與敵決戰。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又派了自己的弟弟，久經戰陣的恭親王常寧，做安北大將軍，另外領著一路人馬，從另一個方向，也就是北京東北邊的喜峰口出關，任務是從側翼對噶爾丹進行牽制和策應，不讓他有輕易逃脫或者集中兵力對付福全的機會。

他自己呢，也沒待在京城裏等著前線的消息。為了能更及時地瞭解戰況、更方便地指揮調度，他把皇帝的鑾駕移到了離前線更近的塞外小城——博洛和屯。這個地方不大，就是個臨時的駐地，條件也遠不如京城舒適，但好處是大大縮短了與前線部隊的距離。軍情驛報可以通過沿途快馬加鞭傳遞，一天之內就能跑好幾個來回。

康熙這個人，是中國兩千年曆史上出了名的認真皇帝，少見。尤其是在打仗這種關係到國家命運的軍國大事上，他更是容不得半點馬虎和疏忽。

他會親自審閱福全他們送來的行軍路線圖，仔細盤算攜帶的糧草夠大軍支撐多少天，甚至會具體指示紮營要選擇什麼樣的地形，是不是靠近水源，周圍有沒有可以偵查敵情的制高點，等等不一而足。

就連前方送來的關於水源是否潔淨、士卒有沒有生病的零零碎碎的報告，他都要仔仔細細地看過，並且親自用朱筆批復。

他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是在馬背上長大的，跟著祖輩父輩南征北戰過，懂得行軍打仗裏頭的各種門道和辛苦，不是那種只會坐在宮裏頭紙上談兵、瞎指揮的皇帝。

夜的中軍帳。燭火搖曳。帳外風聲嗚嗚。

戊午年回到他的腦海中。那是他第二個本命年。

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那個反復無常的老傢伙，第一個跳出來反了。接著，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之信也跟著舉起了反旗。

那幾年，真叫一個焦頭爛額，焦心勞思啊。南邊打過來的軍報，像雪片一樣日夜不停地飛進紫禁城。有好消息嗎？偶爾有。但更多的是讓人心驚肉跳的壞消息：某地失守了，某將投降叛軍了，某路大軍被敵人重重包圍。不一而足。

國庫裏的銀子，像流水一樣嘩嘩地往外淌，用來支付龐大的軍費開銷。可前線要糧要餉的文書還是堆積如山，戶部尚書愁得頭髮都快白了，幾次上奏說國庫快要見底兒了。

康熙爺年紀輕輕，就得扛起這副沉重的擔子。他得不停地調兵遣將，把能搜羅到的兵力都派到前線去。他得想方設法安撫人心，穩住那些搖擺不定的地方官員。他還得時刻提防著朝廷裏頭會不會有人跟叛軍暗中勾結，在背後捅他一刀子。

那場艱苦卓絕、曠日持久的平定三藩之亂，打得太苦，太久，消耗太大了，幾乎耗盡了大清的國力。但也正是這場殘酷的戰爭，真正把他錘煉成了一個成熟、堅韌、有擔當、懂得權謀和戰爭的真正君主。

如今，又是一個十二年過去了。內部的大規模叛亂是徹底平息了，可外部的強悍敵人又氣勢洶洶地頂到了家門口。噶爾丹這頭來自漠北草原的雄獅，論起手下騎兵的剽悍能戰和戰術的靈活多變，比起當年擁兵自重、但更多依靠步兵和堅固城池的吳三桂，怕是更加難纏，更加不好對付。

康熙爺心裏清楚，這一仗，關係到大清王朝在整個蒙古草原上的威信和統治地位，關係到北部邊疆未來幾十年的安寧和穩定。

此役只能贏，不能輸。

八月初，塞外已涼。在烏蘭布通那片開闊的草原上，福全指揮的清軍主力，終於跟噶爾丹率領的准噶爾大軍主力碰上了，雙方擺開了決戰的陣勢。

消息通過驛站的快馬，像接力賽一樣，一站一站地飛速傳到博洛和屯的皇帝行營。塘報上的文字寫得雖然簡略，但也能讓人想像出戰況的異常激烈和殘酷。

噶爾丹的人馬確實強悍，而且打起仗來不按常理出牌，非常刁鑽。他們居然弄出來一個清軍以前從來沒見過的古怪陣勢——駝城。

他們把隨軍帶來的幾千峰高大的駱駝的腿，都用粗重的鐵鏈子互相鎖起來，強迫它們臥在地上，緊緊地挨在一起，排成一個巨大的、連綿不斷的圓形防禦工事。外頭還臨時蒙上了厚厚的濕氈子，據說這樣可以有效地防火、防箭。准噶爾的士兵們就舒舒服服地躲在這些駱駝組成的、像城牆一樣的工事後頭，居高臨下，用他們犀利的火槍和弓箭，朝外頭衝鋒的清軍猛烈射擊。

清軍的精銳騎兵幾次組織衝擊，但在駝城前密集的火力網下，馬匹紛紛中箭中彈倒斃，根本沖不進去，反而白白損失了不少人手。

帶兵的裕親王福全一看，這樣硬沖下去不行，損失太大了。他立刻改變戰術，下令把自己從京城辛辛苦苦帶來的那些寶貝疙瘩——幾十門神威無敵大將軍炮——全都推到陣前，對著那個看似堅不可摧的古怪駝城，給它來個狠的。

這炮，可不是一般的土炮，是康熙爺親自督造、寄予厚望的殺手鐧。正是他當年力排眾議，頂住了朝廷裏一些守舊大臣的非議和阻撓，堅持讓那個來自比利時的耶穌會士南懷仁設計、並且監督京城的工匠精心鑄造出來的新式火炮。

這大將軍炮，炮身又長又重，炮口黑洞洞的，透著一股子令人膽寒的威力。操炮的炮手們都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技術熟練。他們按照嚴格的操典，有條不紊地清理炮膛，裝填定量的、威力巨大的火藥，再塞入沉重的實心鐵彈。

隨著炮長一聲令下，火撚被點燃，引線發出嗤嗤聲響，迅速燃燒到盡頭。緊接著就是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炮身猛地向後一坐，揚起一片塵土，連地面都跟著劇烈地顫抖起來。

效果立竿見影。炮彈所到之處，堅韌的駱駝皮肉被輕易撕開，骨骼碎裂，血肉橫飛。躲在駱駝後頭放箭射擊的准噶爾兵士更是倒了大黴。炮彈所到之處，死傷枕籍，慘不忍睹。

噶爾丹一看大勢已去，自己的精銳部隊損失慘重，駝城已被攻破，再打下去就是全軍覆沒的下場，實在是頂不住了。他只好趁著夜色降臨，戰場上一片混亂、清軍還沒來得及完成合圍之際，趕緊收攏起身邊還能跑得動的殘兵敗將，顧不上帶走大量的輜重物資和傷患，狼狽不堪地向北邊茫茫的、可以隱匿身形的草原深處逃竄而去。

捷報用最高的軍事級別——六百里加急，由最精壯的驛卒騎著快馬，一路換馬不換人，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遠在博洛和屯行營的康熙爺的手裏。

當他仔仔細細地看完了裕親王福全寫來的整篇奏報，特別是其中關於戰果統計和敵人逃跑方向、追擊情況的細節描述時，康熙爺的心裏頭，大約還是有那麼一絲難以掩飾的不滿意，甚至可能還有些許的惱火。

他後來曾經不止一次地跟身邊信任的大臣私下裏抱怨，說他的哥哥福全，雖然打贏了這一仗，但在最後最關鍵的時候，眼看著敵人已經全線潰敗，卻沒有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果斷下令全軍奮力追擊，而是按兵不動，沒有窮追不捨，致賊遁去。

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巨大失誤，白白錯失了徹底圍殲噶爾丹主力、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邊疆禍患的最好機會。留下這麼一個危險的尾巴，終究是個難以安心的隱患。

康熙爺真是個敬業愛崗，兢兢業業，追求完美的帝國董事長。

打發走前來報捷的信使，皇帝的行營裏漸漸恢復了往日的安靜。塞外的夜晚，來得特別早，太陽一落山，天就立刻黑了下來，氣溫也隨之驟然下降，冷颼颼的，讓人不由得裹緊了身上的衣服。

他的思緒，就像天上的那些飄忽不定的流雲一樣，不受控制地，又會悄悄地飄到另一件似乎跟眼下這金戈鐵馬、血火硝煙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

那就是他在紫禁城裏頭，在那些看似平靜無波的日子裏，孜孜不倦地、饒有興致地跟那些來自遙遠西洋的傳教士們學習的各種新奇的西學。

他這份對新鮮事物、對未知領域幾乎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好像是打娘胎裏就帶出來的，是他天性裏頭最顯著的一個特點。聽宮裏的老人說，他從小時候起，就比別的皇子更喜歡問東西，對各種事情都想弄個明明白白，非得刨根問底不可。

等他長大親政以後，開始接觸到像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這些穿著與中國人迥異的奇怪黑色袍子、說著一口蹩腳漢話、卻帶來了許多他聞所未聞的新奇知識和精巧玩意的西洋耶穌會士，更是像一下子給他打開了一扇通往一個嶄新世界的大門，讓他眼界大開，興奮不已。

他憑著自己那份超乎常人的敏銳直覺和務實的判斷力，很快就感覺到，這些西洋人在某些知識領域，特別是算學、天文曆法、地理測繪、繪畫技法、製造精密的火器和鐘錶、樂器演奏、甚至醫學和藥物方面，確實有他們的一套獨特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知識體系和方法。

這些東西，不是中國傳統經書裏頭那些比較空泛的道德議論和玄妙的哲理思辨，而是有條理、有邏輯、可以驗證、能夠動手操作、並且能夠直接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實學。康熙感覺，這些實學正是當時的中國所缺乏的。

康熙二十九年前後這幾年，正是他學習西學最投入、也最有系統性的時期之一。他特意下了旨，允許當時在北京名氣很大的幾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來的耶穌會士，如張誠、白晉等人，可以經常到宮裏來，為他系統地講解西學方面的各種專門知識。

有時候，講課的地點會安排在乾清宮西側的懋勤殿。那是個專門供皇帝讀書學習的小殿，地方雖然不算太大，但佈置得很雅致，而且光線充足，也比較安靜。

有時候，則會安排在京西他自己花費鉅資營建、並且非常喜歡待著的皇家園林暢春園裏頭。那裏環境優美，空氣新鮮，比起紫禁城的沉悶壓抑，更讓人覺得心曠神怡。而且地方也更寬敞些，更適合擺弄那些體積比較大的天文儀器，或者進行一些需要場地的實地測量和演示活動。

康熙爺聽講的時候，總是顯得異常專注。他的眼神裏常常充滿了探求未知世界的神采。講到幾何學，那些關於點、線、面、角、圓的定義、公理和定理證明，他會拿起一支做工精緻、筆尖削得很細的鵝毛筆，蘸上烏黑的墨汁，一絲不苟地跟著老師在紙上一筆一劃地畫著輔助線，標注著字母，並且認真地進行邏輯推理和演算題目。

他問的問題，往往都非常直接，也非常具體，常常能問到問題的關鍵和核心之處。旁邊侍候著的太監、宮女們，在這種時候，都得屏息凝神，連走路都得踮著腳尖，大氣兒都不敢出，生怕一不小心弄出點兒聲響，打擾了萬歲爺的思路。

他對那些從西洋帶來的、造型奇特、工藝精巧無比的科學儀器，更是表現出了近乎癡迷的濃厚興趣。一旦有空閑，他就喜歡把這些儀器拿在手裏反復地把玩、琢磨，有時候擺弄起來，那份專注和投入，簡直就像個得到了自己心愛的新奇玩具的大孩子一樣。

比如那能自動報出時辰、發出悅耳音樂的自鳴鐘，看著那裏面無數個小小的、互相咬合的齒輪和不停擺動的鐘擺，他就對西方機械製造的精巧和準確讚歎不已。

還有那長長的、可以一節節抽出來、讓筒身變得很長的望遠鏡。據說這東西能把遠在天邊的星辰和地上遠處的景物都拉到眼前，看得清清楚楚。他會親自把它架起來，對著天上的月亮或者遠處宮殿的屋頂上的吻獸看上半天，嘴裏還會發出嘖嘖的稱奇聲。

那些用來精確測量地平線的水平儀，繪製地圖和建築圖紙時必不可少的量角器、比例規等等，他都喜歡拿在手裏反復把玩、琢磨它們的工作原理。

更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的是，他對人體自身的構造，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被視為禁忌、不可輕易探究的神秘領域，也充滿了強烈的好奇心。

他會讓那些懂得一些西方解剖學知識的傳教士給他講解：人體的骨骼到底有多少塊？它們是如何巧妙地連接在一起，支撐起整個身體的？肌肉是如何收縮和舒張，從而產生各種動作和力量的？五臟六腑各自的主要功能是什麼？血液又是如何在心髒的驅動下，在遍佈全身的血管裏不停地迴圈流動的？等等。

他對西藥也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興趣和信任，尤其是對那種能夠有效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康熙皇帝自己年輕的時候就曾經得過好幾次瘧疾，深受其苦。後來正是靠著傳教士進獻的金雞納霜，才得以治癒。因此他對這種來自異域的神奇藥物印象極為深刻，覺得這真是神藥。不僅自己用它來防治瘧疾，還常常把它作為珍貴的禦賜藥品，賞賜給身邊生病的王公大臣們。

康熙爺如此熱衷於學習這些西學，絕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或者是為了消遣。

他首先是一個皇帝。他想的是，如何將這些新奇的知識、先進的技術，有效地應用到治國理政的具體實踐中去。他要讓它們為鞏固大清朝的統治服務。

比如，幾何學、代數學、三角學，弄通了，就可以用來更精確地測量土地的面積。這對清查田畝、核定賦稅、處理地界糾紛都至關重要。也可以用來更準確地計算興修水利工程所需的土方石方量，或者規劃城市建設、設計橋樑宮殿，讓工程做得更科學、更高效。

天文曆法知識，不僅僅關係到皇家祭祀能否選在最吉利、最準確的時辰，更直接影響到指導農業生產的農曆節氣是否精准。這可是關係到國家根本、百姓生計的大事。所以康熙爺才那麼重視曆法的修訂工作，最終頒行了更為精確可靠的《康熙永年曆法》。

治理像黃河、淮河這樣的大江大河，也必須先對地形地貌、水文情況有準確的瞭解，才能制定出科學有效的治理方案。

正是基於這種對精確地理資訊重要性的認識，康熙爺後來才下定了巨大的決心，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組織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全國性大地測量。最終的成果就是那部聞名於世的《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的測繪範圍之廣、地理資訊之豐富、經緯度之精確，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三十六歲的康熙，他的生活，仿佛就處在這樣一種奇特而又充滿張力的狀態之中：一邊是來自北方草原的刀光劍影和鼙鼓烽煙；另一邊則是來自遙遠歐洲的科學之光，以及紫禁城裏的書齋靜思。

這個庚午馬年，對他而言，無疑是極其繁忙、極其緊張、也極具挑戰性的一年。但同時，或許也是充滿了探索未知世界的興奮、新奇和滿足感的一年。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馬年。這一年，康熙爺迎來了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六十大壽。

按照常理來說，活到花甲之年，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慶倖的事。更何況他還是當朝的皇帝，是一位開創了一代輝煌盛世的英明君主。本該是兒孫繞膝，安享天倫之樂，接受朝賀的時候了。

然而，現實對於晚年的康熙爺來說，卻遠非如此。這個他人生中的第五個本命年，恐怕是他一生中經歷過的所有坎坷的本命年裏，最為鬧心、最為痛苦、也最為身心俱疲的一個年份了。

那曾經讓他寄予厚望、也讓他頭疼不已的儲位之爭，此時此刻已經演變成了朝廷之上最為殘酷、最為激烈、幾乎是公開化的政治鬥爭。其牽涉之廣，手段之毒辣，氣氛之緊張，幾乎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

就在兩年之前，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痛下決心，廢黜了皇太子胤礽。這個他從小帶在身邊，傾注了無數心血，親自教導讀書寫字、學習治國之道長達三十多年的法定繼承人，最終卻以最不堪的方式徹底傷透了他的心。

廢黜太子帶來的巨大政治震動尚未完全平息，其他那些早已對儲君之位虎視眈眈的成年兒子們，為了爭奪那個空出來的位子，更是像一群聞到了血腥味的餓狼一樣，徹底撕下了面紗，展開了殊死的、毫無底線的爭鬥。

他們各自培植私人勢力，安插親信黨羽，互相拉攏分化，造謠誣陷中傷。朝堂上下幾乎無時無刻不充滿了陰謀、猜忌、告密和緊張不安的氣氛。昔日兄友弟恭的表像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權力傾軋和冷酷無情的骨肉相殘。

六十歲的康熙爺，就如同坐在一個即將噴發的火山口上，被夾在這些明爭暗鬥的兒子們中間，真是左右為難，心力交瘁。

他既要竭力維持住朝局的表面穩定，不能讓兒子們之間的殘酷爭鬥徹底失控。他又得想方設法地去壓制他們的野心和愈演愈烈的黨爭活動。同時，還得反復地、痛苦地掂量和權衡：這偌大的帝國，這沉重的擔子，將來到底交給哪個兒子才最穩妥、最放心？

更糟糕的是，六十歲的他，身體也明顯地大不如前了。早年南征北戰落下的病根，加上幾十年如一日的宵衣旰食，已經嚴重透支了他的健康。他時常感到疲憊不堪，精力不濟，記憶力也衰退了。他自己也感覺到了身體衰老帶來的種種力不從心。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年，十一月十三日。就在北京城一年中最冷的日子裏，為國事、為家事操勞憂慮了一輩子的康熙爺，在他晚年最喜歡居住的暢春園裏，靜靜地走到了他人生的盡頭。

他終究沒能等到下一個本命年的到來。

他人走了。這個國家，還照著他的規矩走。他住過的宮殿，換了人住。他賞人的宅子，也換了主人。暢春園裏的花木，該開的開，該落的落。只是那個在園子裏看莊稼、算題、教訓兒子的人，沒了。

觀察者札記：金馬淬鋒

西元一六九〇年，歲在庚午，五行屬金，是謂金馬。

天干庚金，遇地支午火。真金火煉，主兵戈肅殺。金性極銳，主理智；火性極烈，主伐虜。二氣交沖，破局不憑血勇，唯恃精微之算度，與雷霆之重壓。

康熙生於甲午，至此庚午，三逢本命。人之中天，氣血方盛，智慮至極。此際帝王，心智至為洞明，掌控之欲，亦達極頂。

老子雲：“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烏蘭布通之戰，駝城雖悍，帝王從容佈陣，發大將軍炮破之。此乃庚金之威。退居書齋，觀星象，量輿圖，研機括，察肌理。皆顯庚金冷峻之氣。天地寰宇，盡成規矩可度之物。借實學之嚴絲合縫，鑄大清萬世之鐵律。外平大漠，內究窮理，古今無多。

金堅必冷，察察必孤。自古雄主，皆手握雷霆，心如堅金。然一身之法度，即為天下之軌轍，從來都是妄念。

【本命年之馬年下期預告】

距離康熙帝用火炮與規矩丈量深淵,整整過去三百年｡

天道流轉五甲子,1990年,又一個庚午金馬年降臨｡

這一次,歷史的破局者不再是三十六歲的鐵血帝王,而是一位七十二歲的滄桑囚徒｡敬請期待下一章:

看納爾遜·曼德拉如何走出監獄高牆,用“寬恕”這一世間最堅硬的武器,重塑國家的命運｡

一九六六年。美國加州，帕薩迪納。歲次丙午，生肖屬馬。

這一年，理查德·費曼四十八歲。

說起來，費曼這一輩子，好像跟這馬年還真挺有緣分，幾個重要的坎兒，幾個風光的當口，都落在了馬年上。我們就沿著費曼人生中幾個重要的本命年，瞅瞅這位科學老頑童是咋煉成的。

費曼一九一八戊午馬年生人，四十八歲絕對不算老，但也絕對不年輕了——不過還好，他頭一年剛剛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已然名滿天下。

費曼這時候在加州理工學院當教授，已經待了十好幾年了。加州理工是個頂尖的學府，在美國西海岸，陽光燦爛的地方，聚集了一大幫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費曼在這裏頭，更是個拔尖兒的人物，也是個出名的“怪才”。他剛得的諾貝爾獎，是為他在量子電動力學上的大貢獻。這玩意兒，深得很，講的是光和電子怎麼相互作用，裏頭全是些玄妙的道理和複雜的計算，一般人聽著就頭大。可費曼愣是能把它講得活色生香，還搗鼓出了一套自個兒的計算方法，畫著些小人兒跳舞似的圖，後來就被人叫做費曼圖，讓這門學問變得稍微容易懂了點兒，也好算多了。不光是好算，這費曼圖簡直就像給物理學家們開了天眼，以前那些複雜得能把人繞暈的粒子相互作用，現在畫幾筆就能看得明明白白，簡直是物理學的一場革命，讓同行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和另外兩位物理學家，哈佛的施溫格、日本的朝永振一郎，三個人一塊兒分了這個獎。瑞典斯德哥爾摩那個領獎的場面，穿著燕尾服，對著國王鞠躬，風光得很。可費曼不太把那套繁文縟節當回事兒。他骨子裏，還是那個在紐約皇后區法洛克衛長大的、喜歡搗鼓收音機、撬鎖、敲鼓的不拘小節的小子。他甚至琢磨過要不要拒領這個獎，嫌麻煩，也覺得科學的樂趣在於發現本身，不在於得獎。後來還是想了想，怕拒絕了更麻煩，才去了。

一九六六年，外頭的世界也不消停。越南的仗打得正兇，美國國內反戰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年輕人留著長頭髮，唱著搖滾樂，在大學校園裏鬧騰。中國那邊，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小將們正鬧得天翻地覆。美蘇兩國在太空裏較著勁兒，爭著往月亮上送人，冷戰的陰影還罩在世界上空。

費曼搞的那些原子、電子的學問，跟這些世界大事兒看著不搭界，可又好像處處都連著。他年輕時候參與造原子彈，那玩意兒可是直接改變了世界格局的。現在他琢磨的這些微觀世界的道理，誰知道將來又會變成啥樣厲害的東西呢？

他這會兒，除了在大學裏頭教書、搞研究，名氣也越來越大，不光是同行知道他厲害，好多學生，甚至不少跟物理不搭界的老百姓，也開始聽說這個物理學家的名字。不單是因為諾貝爾獎，更因為他那獨特的教書風格，還有他那套剛出齊沒多久的《費曼物理學講義》。這套書，是根據他在加州理工給大學一年級、二年級本科生講大課的錄音整理出來的，一共三大本，紅皮兒的，厚墩墩的。一出來就轟動了物理學界，甚至教育界。

說起來，這套講義的由來，也是個挺有意思的事兒。加州理工那幫物理教授們覺得，大學物理基礎課教得太老套了，翻來覆去就是那些牛頓定律、滑輪斜面什麼的，跟不上時代，也提不起學生的興趣。他們想改革，想讓學生們一進大學就能接觸到物理學最前沿、最激動人心的東西。

可誰來講呢？這可是個吃力不討好的活兒。他們馬上想到了費曼。

費曼講課是出了名的有意思，不按常理出牌。於是，幾個同事就攛掇費曼來幹這事兒。費曼一開始也猶豫，他知道這活兒累人，得花大工夫。可他心裏頭也癢癢，他自個兒對物理有那麼一套獨特的理解，總想找個機會，從頭到尾、痛痛快快地講給別人聽。他覺得，物理學不該是那麼枯燥、死板的東西，它裏頭有美，有奇妙，有大樂趣。最後，他答應了。

這一講，就是兩年。他把整個物理學的基礎，從力學、電磁學、光學、熱力學、統計力學，一直講到量子力學，用他自個兒的方式，重新梳理了一遍。他講課，真是跟別人不一樣。沒有講稿，也不照本宣科。他就在講臺上走來走去，一會兒比劃這個，一會兒模仿那個，像個演員似的。他說話帶著濃重的紐約口音，嘎啦嘎啦的，像機關槍掃射，又快又急。

他喜歡用最簡單的例子，最直觀的想像，把最難的道理給點透。他會告訴你，水為什麼會流動，為什麼會有摩擦力，為什麼天是藍的，為什麼草是綠的。他還會告訴你，原子是怎麼回事兒，電子是怎麼運動的，光又是怎麼傳播的。他講到量子力學，更是神采飛揚，把那個微觀世界的奇妙和詭異，講得活靈活現，告訴你粒子怎麼能同時在好幾個地方出現，怎麼能穿過牆壁。他講課，就像在跟你聊天，在跟你一塊兒探險，一塊兒琢磨這個世界的奧秘。

這套講義整理出來，影響可就大了。全世界學物理的學生，差不多人手一套。雖然好多人也抱怨，說這書太難了，不像教科書，倒像是費曼自個兒的物理筆記，裏頭跳躍性太大，好多地方得費好大勁兒才能看懂。可沒辦法，誰讓他是費曼呢？他不光是講得熱鬧，這套講義牛就牛在，它不是按老規矩一點點給你堆知識，而是從最根本的道理，像是對稱性啊、守恆定律啊這些地方入手，讓你一下子就能摸到物理學的脈絡，眼界立馬就不一樣了。裏頭那種直覺、那種洞察力，那種把複雜問題講得妙趣橫生的本事，還是讓無數人開了竅，覺得物理學原來可以這麼有意思！

他這種獨特的教法，還有他琢磨問題的方式，後來被人總結，叫費曼學習法或者費曼技巧。說白了，就一句話：“如果你不能向一個六歲的孩子解釋一個概念，那麼你自己就不理解它。”意思就是，檢驗你是不是真懂一個東西，最好的法子，就是看你能不能用最簡單、最明白的話，把它講給一個完全不懂這行的人聽，比如你的奶奶，或者一個剛上學的孩子。要是你講得磕磕巴巴，或者得用一堆術語才能說明白，那多半說明，你自己心裏頭還沒真透亮。這法子，聽著簡單，可裏頭有大學問。它逼著你不能含糊，不能自欺欺人，得把知識嚼爛了，掰碎了，真正化成自個兒的東西，才能用大白話講出來。

費曼自個兒就是這麼幹的。他老說，他得把一個想法徹底弄透了，才能安心。他琢磨問題，不像別人那樣按部就班，順著前人的路走。他喜歡繞開大路，走小道兒，用自個兒的法子去捅咕。有時候，他會重新發明一遍別人已經搞出來的東西，就為了自個兒能真明白，能用自個兒的話講出來。這種勁頭，怕是從小就養成的。

這種學習方法，不光能學物理，學啥都管用。後來好多人，不管是不是搞科學的，都覺得這法子好，拿去用，都說管用。它成了費曼留給世人的一個挺實用的寶貝。

就在這一年，費曼還應邀去紐約，給全國科學教師協會做了一場挺有名的演講，題目叫“什麼是科學？”。他沒講啥高深的理論，也沒吹噓科學有多了不起。他講的是他對科學精神的理解。他說，科學的精髓，不是那些板上釘釘的定理、公式，而是懷疑，是不確定性，是承認自個兒可能錯的勇氣。他跟老師們說啊，“科學這玩意兒，最要緊的就是一種態度，那就是敢於懷疑，敢於說：我不知道！”

如果你以為科學就是一套確定的答案，那你就錯了。科學的樂趣恰恰在於探索未知，在於不斷地質疑和改進。” 他還說，科學不光是知識，更是一種態度，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對權威的不盲從，一種對世界永遠保持好奇的心。他特別批評了那些死記硬背、不懂裝懂的教育方式，主張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質疑精神。

這篇演講，後來也傳得很廣，好多人都覺得，費曼把科學最根本的那點兒意思，用最實在的話給說透了。

得了諾貝爾獎，出了大名，費曼這會兒的日子，按理說該是春風得意。可他還是那個老樣子。除了在大學裏頭教書、搞研究，他還是有他自個兒的樂子。他喜歡敲邦戈鼓。那是一種非洲的小手鼓，敲起來咚咚鏘鏘挺熱鬧。他敲鼓是出了名的，據說水準還不賴，有時候還跟人一塊兒上臺演出過。

他還喜歡畫畫，特別是畫人，尤其是裸體的女人。他專門找了個老師學畫畫，還挺認真，後來還在帕薩迪納開了個小畫展，賣了幾幅畫，得意得很。

他還對瑪雅文化著了迷，跑去學那些彎彎曲曲的瑪雅文字，琢磨古代瑪雅人的天文曆法。他還喜歡開玩笑，搞惡作劇，逗得周圍的人哈哈大笑。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對啥都好奇。他不像一般人印象裏頭那種不食人間煙火、一天到晚板著臉的科學家，他活得熱熱鬧鬧，有滋有味，像個大小孩兒。

當然，他也有他的煩惱。諾貝爾獎給他帶來了名氣，也帶來了不少干擾。好多人請他去演講，去開會，去當顧問，他有時候也煩。他骨子裏還是喜歡安安靜靜地琢磨問題，不喜歡那些迎來送往、虛頭巴腦的事兒。他甚至還退出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嫌那個組織太官僚，光想著評選誰夠格當院士，沒啥真意思。

這一年，他已經是跟第三任妻子格溫妮絲在一塊兒了，日子過得還算安穩。格溫妮絲是個英國姑娘，原先是到他家來當保姆的，後來倆人好上了，結了婚，生兒育女，好不安穩。

可他心裏頭，或許還藏著點兒什麼。他第一任妻子阿琳——那個在他心裏頭占著最重分量的女人，他大概永遠也忘不了。他去世後，人們發現了他寫給阿琳的一封信，是在她死後一年多寫的，一直沒寄出去，藏在他隨身的東西裏。信裏頭，他還在跟阿琳說著俏皮話，告訴她他愛她，說他買了她一直想要的那個算盤，說他還是沒學會打字。那份深情，隔了那麼多年，還是讓人動容。或許，正是這份深藏心底的愛與失落，讓他更能體會到人生的無常和珍貴，也讓他更加珍惜眼前每一個鮮活的瞬間，無論是科學的發現，還是生活的樂趣。

話說回來，費曼這股子又聰明又愛搗蛋的勁兒，也不是一天煉成的。咱們把鐘撥回去二十四年，那是一九四二年，也是個馬年，費曼的第二個本命年。 那會兒他二十四歲，是他人生裏頭頂頂要緊的一年。那時候，他在另一所知名的大學普林斯頓，跟惠勒念博士。惠勒也是個大物理學家，思想活躍得很，跟費曼挺對脾氣，倆人亦師亦友。

費曼的博士論文，叫《量子力學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裏頭就藏著他後來得諾貝爾獎的那些想法的種子——路徑積分，還有那些小人兒跳舞似的費曼圖。這法子，跟別人看量子世界的方法都不一樣，新鮮得很，也厲害得很。他用這套法子，重新推導了一遍量子力學，還琢磨著怎麼用它來解決量子電動力學裏頭那些無窮大的麻煩。簡單說，他這路徑積分就像是說，一個粒子從甲地到乙地，它可不是老老實實走一條路，而是把所有可能走的路都試了一遍，最後的結果是所有這些可能性疊加出來的。這想法，簡直是異想天開，可偏偏就能把量子世界那些怪事兒給解釋通了。

也是這一年，他完成了件人生大事兒——結婚了。娶的是他高中時候的女朋友，阿琳。阿琳是個聰明、有靈氣的姑娘，懂藝術，懂音樂，正好跟費曼互補。可惜她得了肺結核，那時候這病，差不多就是絕症。費曼知道她病得重，家裏人都反對，可他還是堅持要娶她。這份情意，真是沒得說。

他們在斯塔滕島市政廳結了婚，沒請一個客人，證婚人都是隨便找的路人。結完婚，他就把阿琳送到了新澤西州的一個慈善醫院裏頭。自個兒一有空就跑去看她。

可這當口，國家有大事兒找上門了。美國正在跟德國、日本打仗，打得昏天黑地。羅斯福總統下了決心，要搶在希特勒前頭，把原子彈造出來。這就是曼哈頓計畫。費曼這麼個聰明腦袋，自然讓人家給盯上了。他先是在普林斯頓搗鼓怎麼分離鈾同位素，沒多久，就被調到了新墨西哥州那個荒山溝裏的秘密基地——洛斯阿拉莫斯。

洛斯阿拉莫斯那地方，真是藏龍臥虎。奧本海默當頭兒，底下全是當時世界上頂尖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費曼是裏頭最年輕的一撥兒。可他一點兒不怵。他腦子快，算得准，別人弄不明白的難題，他幾下就能捅破窗戶紙。

他還不守規矩，愛開玩笑，愛跟人打賭，把那緊張得要命的地方，攪和得多了不少樂子。他研究怎麼撬保險櫃，據說把存著原子彈秘密的櫃子都給打開過，還留了張紙條嘲笑人家。他還半夜三更地敲敲邦戈鼓，把別人吵得睡不著覺。

可在玩鬧背後，是極度緊張、也極度燒腦的工作。他們是在跟時間賽跑，也是在跟一個可怕的未來賽跑。費曼在裏頭負責理論計算部門的一個小組，任務重得很。他得算出原子彈爆炸的威力，算出臨界品質是多少，算出中子怎麼跑。這些都得算得准准的，一點兒不能差。他還負責管理用IBM電腦製錶穿孔卡片的小組，把那些複雜的計算任務分解開，讓一幫女計算員像流水線一樣操作機器。

他那套路徑積分的法子，這時候雖然還沒完全成型，可那種直覺、那種化繁為簡的本事，已經幫了大忙。比如，有些計算問題，別人用老法子算得焦頭爛額，他用他那套新思路，幾下就能給出個又快又准的結果，讓大夥兒都服氣。 他跟貝特——另一位物理學大拿，後來也得了諾貝爾獎——成了好搭檔，倆人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可又惺惺相惜。

這段經歷，對費曼影響太大了。他親眼看著科學的力量怎麼能改變世界，也看著科學家們在巨大的壓力和道德困境裏頭掙扎。特別是後來原子彈在日本爆炸了，死了那麼多人，費曼心裏頭很不是滋味。他開始反思科學家的責任。他覺得，科學家不能光埋頭搞研究，還得想想自個兒搞出來的東西，會對人世間產生啥影響。這份責任感，後來一直跟著他。

他跟阿琳的感情，也在這段日子裏經受著考驗。阿琳的病越來越重，費曼心裏頭惦記著，可又不能常去看她。他每週都開車或者搭車，跑一百多英里去看阿琳，風雨無阻。他倆靠著寫信，互相打氣，信裏頭充滿了愛意、俏皮話，還有對未來的憧憬，儘管那未來渺茫得很。那些信，後來都留下來了，看著讓人心裏頭發酸。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號，原子彈試爆前沒多久，阿琳去世了，才二十五歲。這對費曼打擊太大了。他送走了阿琳，表面上還是嘻嘻哈哈的，照樣去上班，可熟悉他的人都曉得，他心裏頭，有塊地方，永遠是疼的。

阿琳走了，費曼心裏頭那塊疼是好不了了。可日子還得過，物理還得搞。轉眼到了一九五四年，又一個馬年，費曼三十六歲，第三個本命年。

那時候，他剛到加州理工沒幾年，已經是那兒的教授了。量子電動力學那攤子事兒，他已經琢磨得差不多了，他那套費曼圖和路徑積分的法子，雖然還沒得諾貝爾獎，可在物理學界裏頭已經傳開了，名氣響噹噹的。這一年，他得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獎，這是他頭一個公開的大獎，分量不輕。愛因斯坦那時候還活著呢，能得這個以愛因斯坦命名的獎，說明同行們是真認可他了。

也是這一年，他的第二段婚姻正鬧著彆扭，眼看就要走到頭了。瑪麗·路易斯是個挺漂亮的姑娘，金髮碧眼，喜歡打扮，喜歡藝術，一心想把費曼改造成個有品位的紳士。

可費曼呢？一門心思撲在物理上，不修邊幅，說話直來直去，對藝術也沒啥感覺。倆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費曼自個兒也承認，他對家裏的事兒不大上心，瑪麗抱怨他醒著的時候腦子裏不是物理就是微積分。

這段婚姻沒撐幾年，到一九五六年就散了。費曼又成了光棍兒。

那會兒的美國，也不太平。麥卡錫主義的陰影還沒完全散去，到處抓所謂共產黨，搞得人心惶惶。領導造原子彈的大科學家奧本海默，因為早年跟左派有點兒瓜葛，正被聯邦調查局審查呢，開聽證會，最後連安全許可都給吊銷了，弄得挺狼狽。

費曼對這事兒非常反感，他不喜歡政治干涉科學，更看不慣那種捕風捉影、整人的搞法。他自個兒在洛斯阿拉莫斯造原子彈的時候，就跟那些搞保密的、查背景的人鬥智鬥勇，要不然也不能去幹撬保險櫃、偷看機密檔的淘氣事兒。他始終覺得，科學就得是開放的，自由的，不能讓那些條條框框給捆死了。

三十六歲的費曼，已經是個有成就的物理學家了，可骨子裏那股子頑皮、愛質疑的勁兒一點兒沒變。他剛從巴西度完一個學術休假年回來，在那兒他不但教了物理，還學會了敲桑巴鼓，混在狂歡節的隊伍裏頭招搖過市，快活得很。

他開始琢磨更深的問題，比如什麼讓原子核衰變的弱相關作用，比如愛因斯坦那套廣義相對論，怎麼跟量子力學捏合到一塊兒？。他還對液氦在超低溫下變成超流體的怪現象著了迷，想用他那套路徑積分的法子給解釋解釋。

他那腦子和一般人真不一樣，就像個永動機，總在轉著，琢磨著宇宙的奧秘。

要說這股子勁兒是哪兒來的，那得從他小時候，十二歲那年，也就是一九三零年說起。那時候，他還是個在紐約皇后區法洛克衛長大的半大小子。家境不算富裕，可也不愁吃穿。他爹，梅爾維爾，是個賣制服的，沒念過多少書，可對兒子這根獨苗，卻有套獨特的教法。他不像別的爹媽那樣，光讓孩子背東西，記東西。他老是問兒子：“這是為啥？”“那是怎麼回事兒？”他帶著小費曼去博物館，看鳥，看石頭，不是光告訴他這叫啥名兒，那叫啥名兒，而是讓他自個兒琢磨，這鳥為啥這麼飛？那石頭是咋形成的？他教兒子要懷疑，要刨根問底，要透過表面看裏頭，要理解事物運作的道理，而不是光記住名字。

這種教法，對費曼影響太大了。他從小就養成了不信邪、愛琢磨的性子。他對啥都好奇，家裏的收音機壞了，他自個兒拆開修，還修出了名，鄰居們都找他修收音機。看到書上寫的東西，他總要問個為啥。他爹還給他買了套《大英百科全書》，讓他自個兒看。

十二歲的費曼，已經在家弄了個小實驗室，用他攢下的零花錢買來各種電線、燈泡、電池、變壓器，搗鼓各種玩意兒了。他還在自個兒的筆記本上寫上“實驗室”的標籤，裏頭記滿了各種觀察和實驗。聽說高中沒開微積分課，他就自個兒找書學，啃得津津有味。

這份對科學的好奇心，這份動手、動腦的勁頭，還有他爹教給他的那種獨特的思維方式——理解重於記憶，質疑優於接受——都給他後來的成就，打下了厚厚的底子。

那會兒，美國正趕上大蕭條。好多人失了業，日子過得緊巴巴的。費曼家裏也受到了影響。可他爹媽還是盡力給孩子創造個好環境。費曼自個兒也挺懂事，知道家裏不容易，學習特用功。這段經歷，是他他不信權威、靠自個兒琢磨的習慣的根兒。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費曼這匹“老馬”，不知不覺就跑到了一九七八年。這一年，他又迎來了自己的本命年——六十歲。花甲之年，按說該是歇歇的時候了，可命運偏偏在這時候，給他來了個大考驗。他身體出了大問題。肚子老疼，一查，肚子裏頭長了個大瘤子，是脂肪肉瘤，一種挺少見的癌症。醫生給他做了大手術，把瘤子割了，那瘤子有橄欖球那麼大。手術中，他的一個腎、一個脾臟也給拿掉了。手術挺成功，可誰都知道，這病，麻煩，是顆定時炸彈。

從這時候起，費曼就開始了他跟癌症的十年鬥爭。他沒怨天尤人，也沒自暴自棄。他還是老樣子，對自個兒的病也充滿了好奇心。他找來各種醫學書看，跟醫生討論病情，像研究物理問題似的，研究自個兒的癌症。他甚至還琢磨著，能不能用他那套物理學的方法，來對付癌細胞。

他這人就這脾氣，對自個兒的病都這麼較真，對別的事兒就更不用說了。就在他跟病魔鬥得難解難分的時候，一九八六年，美國出大事兒了——挑戰者號太空梭炸了，全世界都傻眼了。總統組織了個調查委員會，費曼也被請出山了。這老頭兒，到了那兒還是不改他那直來直去、非得弄個水落石出的勁兒。開會的時候，當著一堆大人物和攝像機，他就跟變戲法似的，要來一杯冰水，把太空梭上用的一塊橡膠O型圈往裏頭一放，沒一會兒撈出來一掰，嘿，那橡膠圈立馬就沒彈性了，變得又脆又硬。他用這麼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法子，一下子就把事故的可能原因給捅了出來——天冷，橡膠圈凍壞了！那些官僚們看得目瞪口呆，老百姓們可算明白了，啥叫真正的科學家，啥叫求真務實。費曼又給大夥兒上了一課，告訴大傢伙兒，對真理就得這麼死磕。

他來來回回做了好幾次手術。最後一次，醫生說，還有一個瘤子長在腎旁邊，要是再做手術，剩下的那個腎也保不住了，以後就得靠透析活著。費曼想了想，說：“算了吧。”他不想那麼活著。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號，他走了。七十歲還差幾個月。

費曼這一輩子，活得真是夠本兒，夠精彩。得過諾貝爾獎，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當過老師，帶出了一批好學生，他那套物理學講義，現在還有人念。他還給世人留下了一套獨特的想法子、學東西的法門，就是那個費曼學習法，好多人到現在還照著做，還在學習著，都覺得管用。

他不光是個科學家，更重要也更難得的是，他還是個有趣的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愛玩，愛鬧，愛說笑話，愛敲鼓，愛畫畫。他不裝，不端著，活得自在。他告訴我們，科學不光是實驗室裏頭那些瓶瓶罐罐、公式圖表，科學也可以很好玩兒，很有趣兒。

他還告訴我們，最最要緊的，是要保持一顆好奇心，要敢於懷疑，敢於承認自個兒不懂，要永遠像個孩子似的，對這個世界刨根問底。是啊，費曼這一輩子，就像個永遠長不大的老頑童。他留給後人的，不光是那些高深的物理學問，更是那股子熱愛生活、較真兒、敢想敢幹的勁頭。

觀察者札記：以戲破局

西元一九六六年為火馬年——此為六十年一遇之天象，乃天馬遇烈火之象。因馬本帶火性，此時雙火拼濟，火性炎上，主狂熱與動盪，既能焚毀舊物，亦易反噬其主。

理查德·費曼生於戊午年（一九一八年），至此火馬之年，適逢第四度本命歸返。彼時其新加諾獎，名滿天下。然古訓雲，盛名之下，暗藏枷鎖與虛妄。昔年和珅困於權欲，致烈火焚身；而費曼，唯以一記邦戈手鼓之清脆，輕巧擊破此沉重之榮光與宿命。

老子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縱觀費曼平生，摯愛早喪、身染絕症、身陷造武之天人交戰、歷經政治高壓審查，皆為凡人不可承受之劫難。然其至高之智慧，恰在於未嘗將自我與權威視作莊嚴。

其以量子之變幻莫測，解構世俗之規制；以孩童般之頑劣，遊刃於天地之大患。

夫天地歲星之引力洪流，勢不可擋。遇此本命重壓，世人多執念於硬抗、隱忍或苦熬。然費曼獨闢蹊徑，昭示一派曠達之宇宙觀：縱命運乃一盤法度森嚴之死局，吾人亦可以戲者之姿重塑之。

所謂破局之極境，便是直面不可逆轉之深淵，扮一鬼臉爾。

來自觀察者的提問：

面對生命中碾壓一切的引力洪流，大多數人選擇硬扛或苦熬，而費曼選擇了玩。

在你的生活或事業中，是否也曾遇到過看似無解的死局？如果當時換上一種老頑童或玩家的心態，結局是否會有所不同？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讓我們一起探討最高級的反脆弱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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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木星計劃……

我們將離開20世紀的美國，穿越回公元1690年——庚午金馬年。

三十六歲的康熙大帝，迎來了他人生中的第三個本命年。這位正值壯年的東方帝王，過著一種極度分裂的雙面人生：一面是在冰天雪地的塞外草原，用紅衣大炮冷酷無情地剿殺准噶爾悍將噶爾丹；另一面，是在紫禁城安靜的書齋里，痴迷地跟著西洋傳教士用鵝毛筆演算幾何定理、探究人體解剖學。

当冷酷无情的皇权政治，遇上绝对理性的西方科学，这位千古一帝的内心究竟在恐惧什么？当他亲手集权的巨大帝国开始从内部腐烂时，他又将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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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丙午馬年。

這一年，和珅三十六歲。三十六，正是好時候，像是晌午的太陽，明晃晃地掛在天上，熱烈，飽滿，影子也短，幾乎看不見。中國人信本命年，常說是個坎兒，得留神，得仔細，最好穿點紅的，比如紮條紅腰帶，圖個吉利。

就算是前朝聖上康熙爺，在這個年紀，日子過得也不那麼省心。

可這話擱在和珅身上，好像不大靈驗。

這一年，非但不是坎兒，倒像是老天爺給他腳底下又添了一對風火輪，把他往那九霄雲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方，猛勁兒地推了一把。這一年的和珅，是紫禁城裏最扎眼的那道風景。皇上跟前的大紅人，朝廷裏的擎天柱，權勢煊赫得如同烈日當空，讓人不敢直視。

讓我們先往前轉一個小輪回，十二年前的甲午年，乾隆三十九年。那時和珅剛剛二十四，剛從三等侍衛的位置上挪了挪窩兒，還沒摸著權力的熱乎氣兒。

雖說也是官學裏出來的尖子生，但那會兒和珅還在鑾儀衛底下當差，給皇上抬抬轎子，學著怎麼在宮裏頭行走坐臥，怎麼看人眼色，怎麼把話回得圓轉。也許是鹹安宮官學裏苦讀的日子還沒忘乾淨，也許是爹娘死得早，家裏敗落了，靠借錢、賣祖產讀書的經歷讓他格外知道世道艱難，步子邁得穩，話也說得少，眼神裏透著機靈，卻也藏著一股子勁兒。

誰承想，就隔了一年，乾隆四十年，他一下子躥上去，成了禦前侍衛，站到了乾清門。

二十四歲那年，風平浪靜底下，像一鍋煮著還沒開的水，就差那最後一把火。

十二年後，北京城還是那個北京城。城牆高大，厚墩墩的，灰撲撲，像個看慣了風霜雨雪的老人，不言不語地瞅著日升月落，人來人往。城裏頭，大街小巷，人、騾馬、轎子，擠得滿滿當當，地上塵土飛揚。路兩邊鋪子裏的夥計站在門口招徠生意，吆喝聲、叫賣聲混著煎炒烹炸的香氣，飄得老遠。茶館裏永遠坐滿了人，有提籠架鳥的，有閒聊扯淡的，說古論今。有時候免不了也壓著嗓子，歪著腦袋，嘀咕幾句朝廷裏的事，但聲音總歸是低的，怕惹禍上身。皇城根下，說話得留神。

乾隆爺治下的大清國，地大物博，四方來朝，文治武功，瞧著是到了頂峰。可這頂峰上站久了，風也烈，也容易頭暈眼花不是？盛世的日子過長了，就像一壇子陳年的好酒，醇厚是醇厚，但也容易生出些酒糟氣，有些地方，你看不見的地方，悄沒聲兒地就發了黴，長了毛。空氣裏頭，有禦河水的淡淡腥氣，騾馬糞的辛辣氣，還有各樣吃食鋪子飄來的香氣，好像還夾雜著些別的味兒，說不清道不明，是權錢交易的低語，是財富流動的暗號，也是角落裏頭憋著的、不敢大聲喘出來的怨氣。

這一年的和珅，就在這盛世的頂尖兒上，呼吸著這樣的空氣。

他大概是整個北京城裏最忙的人之一。每天天不亮，寅末卯初就得起身，穿戴齊整，坐上轎子，趕著上朝。轎子抬進神武門，過了金水橋，一直到乾清宮丹陛底下才停住。散了朝，他那微胖的身影又匆匆鑽進轎子，趕往軍機處。軍機處那地方，是朝廷的腦子，軍國大事都在這兒議處。

忙，是真忙。軍機大臣和章京們天不亮就得進來接摺子，皇帝用過早膳就開始叫起兒，一天總得有那麼四五趟。旨意一下來，章京們就得趕緊分頭撰稿，常常是這邊還沒寫完，那邊內監已經扯著嗓子催；軍機大臣又被叫進去見面聽旨，一天反復好幾次，人跟陀螺似的轉。和珅就在這樣的高強度運轉中如魚得水。

他是軍機大臣。可他不單是軍機大臣。還是戶部尚書，管著天下的錢糧；又是吏部尚書，管著天下官員的烏紗帽；還是領侍衛內大臣，護著萬歲爺的安全；又是步軍統領，京城九門都歸他管，手底下九門提督都得看他臉色；還是總管內務府大臣，皇家的吃穿用度、修修補補、宮裏雜七雜八的事，也都歸他打理。有時候，一個人甚至要兼著管三個部院的事務，甚至還掛著刑部、兵部、理藩院的銜兒。

這一輩子，他前前後後戴過的官帽，怕不下六十頂。

這些官銜，隨便撿一個出來，都夠尋常官員熬白了頭髮去爭的，可和珅呢，就像人家姑娘家穿珠子似的，把這些最有分量的官帽，一頂一頂，都輕鬆戴在了自己頭上。這權力的網，讓他撒得鋪天蓋地，朝廷上下，幾乎沒有哪個要緊的角落不被他罩著。

他憑什麼爬這麼高？是有幾分真本事。記性好，腦子快，這都是公認的。滿文漢文精通，蒙古話藏語也能應付，據說連西域的咒語都知道幾句。更特別的是，他長得白淨面皮，一副儒雅相，完全不像武官出身。後來英國來的使臣馬戛爾尼見過他，也記下來，說和大人“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

光這些還不夠。最要緊的，是他揣摩上意的功夫，那是爐火純青。

“善伺上意”，四個字說得輕巧，做起來難。乾隆爺這時候已經七十五歲，龍體不是鐵打的，精神頭自然不比壯年。處理政務，難免有打盹犯懶的時候。和珅呢，就像皇上肚子裏的蛔蟲，皇上心裏想什麼，喜歡什麼，厭惡什麼，他門兒清。話總說得那麼恰到好處，事總辦得那麼滴水不漏。皇上喉嚨裏稍微有點響動，他痰盂就悄沒聲地遞過去了；皇上眉頭輕輕一皺，他就知道是哪件事不順心了。

宮裏頭私下有人說，和珅就像是皇上的影子，皇上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也有人說，他是皇上的拐杖，皇上走累了，就靠著他歇歇腳。乾隆爺自己也常說：“有和珅在，我放心。”皇帝嘴裏的放心二字，那分量，沉甸甸的。這意味著信任，意味著依賴，也意味著放權。

有了皇上這句“放心”，和珅的腰杆子自然就更硬了。在朝堂上說話，唾沫星子都能砸出坑來。官員想升遷，想挪個好位子，都得看他的眼色。不走他的門路，不給他送上厚禮，那多半是沒指望的。他那府邸，就是後來成了恭王府的那座大宅子，門前總是車水馬龍，擠滿了各色官員的轎子和馬車。他們揣著燙金的名帖，捧著沉甸甸的禮物，在門房裏點頭哈腰，畢恭畢敬地候著，只求能見上和大人一面，遞上句話，哪怕只是遠遠地瞧上一眼，回去也好跟同僚們吹噓。

他自己權勢熏天，家裏人自然也跟著水漲船高，雞犬升天。親弟弟和琳，原先不過是個小小的筆帖式，就是抄抄寫寫，磨墨抻紙的活計。可就因為是和大人的弟弟，這幾年官運亨通得讓人眼紅。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前後，和琳的官銜已經換了好幾輪，內閣學士、工部尚書、兵部尚書。沒多久，又外放做了四川總督。這升官的速度，比坐了竄天猴還快。朝野上下，誰心裏不跟明鏡似的？

都說“朝中有人好做官”，這和珅，就是朝廷裏頭最大的那座靠山。

權力大了，膽氣自然也壯，行事就沒了顧忌。這一年七月裏，就出了這麼一件事。都察院有個禦史叫曹錫寶，也不知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還是實在看不下去了，上了一道摺子，彈劾和珅的管家劉全。說這個劉全，仗著主子的威風，在外頭橫行霸道，蓋的宅子比王爺府還氣派，家裏頭私藏了許多好東西，穿戴用度都僭越了本分。這摺子遞上去，按大清的規矩，禦史“風聞奏事”，就是聽說了什麼風聲，就可以上本參奏，就算最後查無實據，也不該因此獲罪。可結果呢？

乾隆爺看了摺子，壓根兒沒提查劉全的事，反倒把曹錫寶叫到跟前，劈頭蓋臉訓斥了一頓，說他捕風捉影，挾私誣告。據說，和珅早就得了信兒，趕緊讓劉全把家裏違制的房子拆了，值錢的玩意兒藏起來。最後的結果是，劉全毫髮無傷，依舊做他的大管家；而曹錫寶呢，卻被安了個“奏事不實”的罪名，革職留任。這事兒一出，整個官場的人都明白了：和大人，那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連他家的管家都動不了，何況是他本人？從此往後，朝廷裏頭彈劾和珅的聲音，就幾乎聽不到了。

和珅就像被一層看不見的金鐘罩給護著，任憑在外頭如何呼風喚雨，也沒人敢再多說一句不是。

三十六歲的和珅，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每天坐著大轎在紫禁城的宮殿樓閣和他那豪華的府邸之間穿梭，耳朵裏灌滿的都是奉承話，眼睛裏看到的都是諂媚的笑臉。他大概覺得自己真的能一手遮天，無所不能了。

可就在他志得意滿，覺得天底下沒什麼事能難倒他的時候，這個龐大的帝國，在他看不見的角落裏，卻悄悄地發生著一些事情。就像平靜的湖面底下，有暗流在悄悄湧動，預示著某些說不清的變化。

先是北邊。離京城不算太遠的直隸大名府，地面上不安靜了。就在這一年，突然鬧出了一起八卦教暴動的事件。這八卦教，是民間的一個秘密教門，信的人不少。也不知是誰領的頭，一群教徒拿著些刀槍棍棒，就呼啦啦沖進了府城，想搶府庫，劫大牢。這事兒來得太突然，地方官嚇得魂飛魄散。好在駐防的清軍反應還算快，沒等他們鬧出更大的亂子，就把這夥人給鎮壓下去了。領頭的幾個當場就被打死，剩下的也都捆了。

事情雖然不大，攏共也就幾個時辰就平息了，可消息傳到北京，卻讓乾隆爺著實吃了一驚。皇城根兒底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居然有人敢聚眾造反！龍顏震怒之下，一道道措辭嚴厲的諭旨，像雪片似的飛往直隸，要求嚴查嚴辦，深挖根源，絕不姑息。抓到的教徒，審問之後，都處了極刑。據說，為了防止他們半路逃跑，在押送的時候，要把犯人的腳筋都給挑了。對於那些為首的頭目的子孫後代，更是下了狠話：“即年未及歲之子，亦應一併正法，以淨根株，毋致複留餘孽。”這手段，可真夠酷烈的。

這起大名府的事，就像往平靜的湖裏扔了塊石頭，雖然水波很快就平息了，但那份震動和隨之而來的酷厲手段，卻讓人感到後脖頸子發涼。看來這盛世的錦袍上，終究還是有幾處破洞，絲絲地透著冷風。

北邊剛摁下去，南邊又起了風浪。是更南邊，隔著一道海峽的臺灣。臺灣自從歸了大清版圖，就不算太安分。官府治理不得力，閩南人、客家人之間，動不動就為了爭水爭地打得頭破血流。民間的秘密會社，像那個天地會，也一直在暗地裏活動，從來沒消停過。

這一年快到年底的時候，十一月二十六日，臺灣中部的彰化縣那邊，天地會的首領林爽文，因為官府搜捕會眾，官逼民反，矛盾一下子激化了，乾脆就扯旗造反了。這一鬧，聲勢可比大名府那次大多了。起義軍人多勢眾，很快就席卷了臺灣中北部，接連攻陷了好幾座城池，南北兩路都有人回應，一時間整個臺灣島都震動了。消息傳回大陸，清廷大為震驚。

臺灣雖然遠在海外，可畢竟是大清的疆土。反旗一豎起來，朝廷的威嚴何在？乾隆爺立刻下令，調集福建、浙江、廣東等省的精兵強將，渡海征剿。一場打了兩年多、耗費了無數錢糧、後來被乾隆爺自己都引以為傲，列入“十全武功”的大戰，就這麼在乾隆五十一年這個馬年的尾巴上，倉促而激烈地打響了。

京城裏，軍機處又是燈火徹夜通明，一道道調兵遣將、催辦糧餉的指令從這裏發出；戶部的銀庫大概也在不停地往外搬運著白花花的銀子，一船一船地運往福建前線。這一切軍國大事，自然都離不開和珅的調度和經手。他是軍機大臣，又是戶部尚書，正是責無旁貸。只是不知道，當他在處置這些緊急軍務，調撥那些雪花銀的時候，心裏頭轉悠的是什麼念頭？是為國分憂，還是又從中嗅到了什麼撈錢的機會？

除了這兩場看得見的刀光劍影，官場裏那些看不見的蛀洞，也在無聲不息地擴大。這一年，朝廷還處理了一個叫富勒渾的官員，他的家屬仗著他的權勢，在外頭幹了不少貪贓枉法的事。乾隆爺知道了很是生氣，特意下了諭旨，要求以後對這類“狐假虎威”的事兒要從重處理，殺雞儆猴。皇帝是想整頓吏治。

可是，這官場上的風氣，哪里是一道聖旨就能輕易扭轉過來的？就像自家的大園子，表面上看著花團錦簇，可誰知道那底下是不是早就有成窩的螞蟻在打洞，有成群的蚯蚓在暗地裏翻土呢？

要說最大的那個蛀蟲頭子，就是和珅自己，還有他那個盤根錯節、遍佈朝野的關係網。他利用權力，賣官鬻爵，侵吞公款，收受賄賂，這在當時差不多已經是人人都知道的秘密了。他手底下那些依附他的黨羽，也個個都是撈錢的好手。

皇上嘴上說要懲貪，可只要和珅這棵能遮天的大樹不倒，那些爬滿枝幹的藤藤蔓蔓就永遠也砍不乾淨。這大概是乾隆晚年一個讓人說不清道不明的怪圈：一方面是皇上自我標榜的聖明清廉，一方面卻是底下無法遏制的、越演越烈的腐敗。

就在這一片內憂外患、暗流湧動的情形下，乾隆皇帝卻似乎興致不減，在這一年的春天，還興師動眾地進行了一次盛大的西巡，目的地是佛教聖地五臺山。三月份動身，那排場，自然是皇家氣派，浩浩蕩蕩。皇帝的鑾駕所到之處，地方官早就把路修得平平整整，把行宮打掃得乾乾淨淨，沿途的百姓，黑壓壓跪在路兩邊，恭迎聖駕，山呼萬歲。一路上黃羅傘蓋，旌旗招展，跟著的侍衛、太監、官員，多得像天上的雲彩。皇帝到了五臺山，少不了要拈香拜佛，或許是為國祈福，求個風調雨順；或許也是為自己祈福，求個長命百歲。

只是不知道，當他站在五臺山頂，望著底下蒼茫遼闊的大地的時候，心裏頭能不能看清楚，這片看著錦繡繁華的江山之下，已經悄悄地佈滿了多少細密的裂痕？

這一次西巡，和珅是不是也跟在皇上身邊伺候著，沒見著明確的記載。但是可以想見，就算皇上不在京城裏坐鎮，有和珅這樣一位“能幹”的大臣在京城裏頭看著家，朝政大約也出不了什麼亂子。也許，乾隆爺也樂意有這麼一個替他操心、替他勞累的人，自己也能忙裏偷閒，享受一下做太平天子的那份尊榮和自在。

日子，就這麼一天一天地過去。對於三十六歲的和珅來說，乾隆五十一年，這個丙午馬年，無疑是他人生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年頭。這一年，他穩穩地站在了權力的頂峰，感受著前所未有的榮光和影響力。他那座在什刹海後海邊上的大宅子，經過多年的添磚加瓦，擴建修繕，已經修得極盡奢華，簡直像一座小皇宮。府裏頭的亭臺樓閣，雕樑畫棟，假山流水，曲徑通幽，奇花異草，四時不絕，更不用說那些堆積如山的古玩珍寶了。據說，裏頭的陳設佈置，比皇宮大內還要講究、奢華，甚至斗膽用了只有皇家才能用的楠木來蓋房子，還仿照了太上皇準備養老的寧壽宮的格局。

處理完一天繁忙公務的深夜，夜深人靜，獨自一人，他坐在他那同樣奢華無比的書房裏。書房裏頭，牆上掛著價值連城的名人字畫，條案上擺著珍稀罕見的古董。窗外的月光像水一樣，清清冷冷地流淌進來，灑在院子裏的太湖石上，石頭泛著一層清冷的光。

這時候，他會想些什麼呢？是回味著白天在朝堂上，文武百官投向他的那些敬畏甚至恐懼的目光？還是在心裏默默盤算著，明天又將有多少銀子流入自己的庫房？是仔細琢磨著，明天該說些什麼話，辦些什麼事，才能更讓皇上開心，讓皇上覺得自己不可或缺？還是在暗地裏不動聲色地佈置著自己的人馬，安插親信，進一步鞏固這張已經無所不在的權力之網？

和珅的臉上，似乎永遠都帶著那副溫和儒雅的、讓人猜不透心思的笑容，但那雙細長的眼睛裏，卻常常閃爍著精明、機警，甚至有時是一閃而過的狡黠的光芒。他心裏比誰都清楚，自己如今擁有的一切，這如山的財富，這通天的權勢，都維繫在龍椅上那位老皇帝的一念之間。只要皇上還在，只要皇上的信任不變，他就能穩如泰山。

可皇上畢竟年紀一天天大了，這棵為他遮風擋雨的大樹，到底還能庇護他多久呢？這些模模糊糊的擔憂，或許也曾在某個深夜，像一陣微風，輕輕拂過他的心頭。但很快，就被眼前這無邊的富貴、無上的權勢帶來的巨大滿足感給沖淡了，吹散了。

跑得太快，跑得太猛，往往有一天馬失前蹄。權力的頂峰，風景固然是無限風光，但也意味著再往前一步，腳下可能就是萬丈深淵。

他大概從未真正想過，自己三十六本命年時看似牢不可破、固若金湯的權勢，恰恰正是未來徹底傾覆的根基所在。他每一次利用權力攫取財富，每一次仗勢欺人打壓異己，每一次得意忘形逾越規制，都像是在為自己未來的墳墓，悄悄地添上一塊磚，加上一捧土。

下一個本名年是戊午年，嘉慶三年。

乾隆爺退位當了太上皇，朝政大事名義上歸新皇帝嘉慶打理，可實際上，軍國大事還得太上皇點頭說了算，而太上皇的旨意，往往要通過和珅這張嘴、這支筆來傳達。和珅儼然成了太上皇與當今皇上之間的唯一通道，或者說，是一道他可以隨意開關的閘門。“挾太上皇以令皇帝”，這話在當時幾乎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他控制著資訊的上傳下達，敢於扣押軍情奏報，甚至擅自更改朝廷的規制。

他也想繼續討好下一任的主子，但是拍馬屁拍在了馬蹄子上。在乾隆宣佈立嘉慶為儲君的前夜，他偷偷跑去向還是皇子的永琰報信示好，畢恭畢敬地呈上一個玉如意。以為這樣就能邀得擁戴之功，在新主子面前先鋪好路，為自己日後留條後路。殊不知，他這些自作聰明的小動作，恰恰加深了嘉慶皇帝對他的厭惡和警惕。

四十八歲的和珅，表面上看，權勢比三十六歲時更上層樓，幾乎成了沒有名號的攝政王，可實際上，他腳下的根基卻搖搖欲墜，兇險萬分。

僅僅一年之後，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崩逝於養心殿。早已在心中盤算了無數遍、隱忍了許多年的嘉慶皇帝，幾乎沒有片刻的遲疑，立刻就動了手。動作快得像閃電。

初四，皇上下旨削了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的職銜，名為守靈，實則軟禁。初八，下旨將和珅革職，逮捕下獄。正月十三，公佈二十條大罪。正月十八，一道白綾送到了獄中。曾經權傾朝野、富可敵國的和大人，就在這道白綾下，結束了他四十九歲的一生。

這時候剛過了年頭，尚在正月裏頭。按照老理兒，算是本命年沒過完。

和大人一生中的第一個大坎兒，就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觀察者札記：烈火烹油 即為死局

西元一七八六年，歲在丙午，五行為火，是謂火馬，一如今年二零二六年。天干之丙與地支之午皆為純陽之火，乃雙火交焰、烈火烹油之象。此象主極度之膨脹、狂熱與無底線之攫取。宇宙能量，至此已臻極盛。

和珅生於庚午（一七五〇年），至此丙午，適逢第三度本命之劫。三十六歲，人生正午，烈日當空，盛極無影。然五行生克，火旺鑠金。和珅本命屬金，身處丙午雙火之中，貌似如日中天、烈火乘風，實則已墜入天道之熔爐而不自知。

世人皆懼本命年之褫奪與厄運，卻不知命運最致命之拷問，往往並非降災，而是毫無節制之恩賜。老子有言：“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是謂也。

火馬之年，和珅借極盛之勢登臨絕頂，權傾天下。然天道忌滿，物壯則老。權力之巔的每一次僭越，每一次將王朝膏血斂入私囊，皆是為十二年後之白綾暗結死結。

命運最險惡之陷阱，常披以無上榮光之外衣。呼風喚雨之絕頂，便是深淵訇然洞開之地。

【觀察者之問】
和珅最大的陷阱，不是遭遇災難，而是得到了毫無節制的「恩賜」與絕對的權力。
在這個鼓勵我們不斷獲取、不斷擴張的現代社會裡，你如何定義自己的「夠了」？你的人生中有沒有過因為「不懂得踩剎車」而跌跟頭的經歷？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一起探討「知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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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 (Next on The Jupiter Project...)

我們見證了查理二世在廢墟中建起新城（1666），保羅·麥卡特尼在寂靜中重塑音樂（1966），梅蘭芳用脆弱對抗帝國（1942），以及和珅在權力巔峰走向毀滅（1786）。

木星的輪盤從未停止轉動。下一章，我們將離開波譎雲詭的紫禁城，走進另一個時空，去看看當星辰的考驗降臨在一位科學巨匠身上時，他會給出怎樣令人意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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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壬午馬年。

上海成了孤島，日子在有些沉悶的空氣裏過著。

梅公館在馬斯南路一條弄堂的深處，是座西班牙式的小洋樓。往常這地方熱鬧，車來車往，客人不斷，屋裏頭總有弦索聲、唱念聲。這年景，大多時候是靜悄悄的。院子裏的花木還是按著時令開，按著時令落，只是看管園子的人不大來了，顯得有些寂寥。

這一年，梅蘭芳四十八歲。中國人信本命年，說是個坎兒，得仔細著點兒。梅蘭芳碰上的，哪里只是個坎兒。國家不太平，家也難安穩。這位臺上有名，外國人都知道的“伶界大王”，正遇著一輩子少有的難處。

他從香港回到上海，不是來唱戲的，而是要躲起來，沉下去。

梅公館裏有個書齋，叫綴玉軒。這裏原來是朋友們聚會，說說戲，聊聊畫的地方，現在成了梅蘭芳一個人的角落。屋裏看不見水鑽頭面的亮光，也沒了綢緞行頭的味兒，飄著的是淡淡的墨香，還有點松節油的氣味。他坐在書桌前頭，鋪開宣紙，拿著筆，不怎麼說話。畫花，畫鳥，畫佛像，也畫仕女。

梅蘭芳學畫畫，起初是為了養養性子，跟文人畫家們走動走動。誰想得到，這會兒倒成了吃飯的手藝。他畫得很用心，一筆一劃，絕不馬虎，跟在臺上扮戲一樣，心思都在裏頭。有時候，為了畫得像，還借來陳老蓮這些名家的畫，對著看，對著學。

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從前在臺上，萬人瞅著，一抬手，一投足，底下人的心就跟著動。現在呢，只好在小書房裏，跟筆墨紙硯做伴，安靜得能聽到自己的心跳。

偶爾，他會走到穿衣鏡跟前。鏡子裏的人，臉還是那張臉，文雅，只是下巴上，多了一撮鬍子，短短的。這鬍子，對一個唱旦角的，唱了一輩子旦角的，再扎眼沒有了。它像個記號，像句話，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他梅蘭芳，不唱了。不給日本人唱，不給那些幫日本人做事的人唱。鏡子裏下巴上的鬍子，跟他心裏頭老想著的虞姬、楊貴妃、杜麗娘那光溜溜的臉，差得太遠了。

這差別，是他的決心，也是他的沒辦法。他是把心尖子上的戲臺，硬生生給掰開了，疼。

他跟朋友說過：“一個唱戲的，正是嗓子、身上都有勁的時候，為了不給壞人做事，留著鬍子不上臺，連嗓子都不敢吊，這心裏多難受，我說不出來。我畫畫，一半是為了過日子，一半也是找個事做，散散心。要不然，真能把人憋壞了。”

話裏頭，有種說不出的沉。臺上的光沒了，心裏的那點空落落，沒地方擱。

書齋的窗戶，多半時候是關著的。外頭，掛著日本人的旗子，街上有兵走來走去，臉上堆著笑，骨子裏是威嚇。還有“梅機關”那樣的特務衙門，叫人心裏頭發瘆。淪陷區過日子，面上看著，菜場也開，電車也跑，好像還跟平常一樣。可空氣裏有種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是怕，是憋屈。人說話聲小了，臉上笑模樣也少了。梅蘭芳不怎麼出門，把自己跟外頭那吵吵鬧鬧又兇險的世界隔開了。

但這靜，也不是真太平。像薄冰，底下水急著呢。

留鬍子這事，是在香港定的。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上海跟著也丟了。梅蘭芳不願意在日本人的地盤上過日子、唱戲，一九三八年春天帶團去香港唱戲，就留那兒了。香港那時候，像個能暫時躲躲風雨的地方。他起初在香港還唱過《梁紅玉》這些戲，給抗戰的人們鼓鼓勁。

可好時候不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號，太平洋那邊打起來了。月底，香港也淪陷了。沒地方躲了。日本人知道梅蘭芳在香港，覺得他是個大人物，能給他們的“大東亞共榮圈”撐場面。日本管香港的司令官酒井，親自來找他，好說歹說，又嚇唬又給好處，要他出來給日本兵唱“慰問戲”，或者去參加佔領香港的“慶祝會”。

梅蘭芳心裏明白，只要一上臺，不管唱什麼，就成了人家的幌子，把自己弄髒了。

他平常是天天刮臉的，有時候還得拿鑷子把鬍子一根根拔了，旦角臉上得乾淨。香港丟了以後，大概是十二月二十五號前後吧，他拿定了主意，不刮臉了，讓鬍子自個兒長。他對身邊人說過：“別小看我這撮鬍子，以後還有用呢。日本人要是不講理，非逼我出來唱戲，那坐監牢、砍腦袋，也只好隨他去了。”

這鬍子，就成了他不說話的擋箭牌，不出聲的告白。

蓄須明志，在中國人的想法裏，有特別的意思。更何況，對一個拿扮女人當了一輩子事業的唱戲人來說，留鬍子，那就是跟戲臺子說再見了。

梅蘭芳用這種毀了自己吃飯本事的方法，告訴那些侵略者，他不跟他們一夥。這不光是個藉口，是死了心的態度。日本人和那些漢奸，當然明白這鬍子有多重，所以後來才更纏著不放，逼得更厲害。

一九四二年，梅蘭芳回到上海，跟家裏人團聚了，但也一頭紮進了日偽勢力的窩裏。汪偽政府的特務機關“梅機關”、大漢奸褚民誼，都找上門來，軟的硬的都使，想讓他聽話。他就說自己年紀大了，嗓子不行了，牙疼，各種理由對付著。

把日子往前撥一撥，三十六年前。丙午馬年，梅蘭芳十二歲。

那會兒的北京城，庚子年的傷還沒好透，但也有些新意思了。那時候他還叫梅畹華，爹媽沒了，寄在伯父梅雨田家裏，學戲是唯一的活路。梅家是唱戲的，爺爺梅巧玲是有名的青衣花旦，可老天爺好像沒怎麼看顧這孩子。

他八歲跟著吳菱仙學青衣。吳先生是他爺爺的朋友，也是“同光十三絕”裏頭一個，教得很仔細。可畹華剛學的時候，不怎麼靈光，還有點笨，“說話不起眼，長得也不出挑”。開蒙戲是三娘教子，就那麼四句老腔，教了好久，還唱不好。

先生被這笨學生氣得直搖頭：“祖師爺沒賞你這碗飯。” 這話，像針一樣，紮在小孩兒梅蘭芳心裏了。

他後來老說：“我是個笨學生，沒什麼大本事，都是苦練出來的。” 這不是客氣話。街坊四鄰都曉得，每天早上五點，天不亮，就聽見他吊嗓子。在小院子裏練身段，跑圓場，一個動作，練上百遍。冬天穿得薄薄的在雪地裏練，夏天大太陽底下練得一身汗，沒停過。

他眼神原來有點呆，不活泛，這唱旦角的可不行。為了練眼，他盯著天上的鴿子看，一看半天，眼睛都酸了，流淚；要不就看水裏魚遊，練眼珠子轉。一天天，一年年，那雙不怎麼有神的眼睛，慢慢活了，看人，看東西，都有神采了。

學戲是苦。壓腿，下腰，拿頂，跑圓場，哪個不是熬筋骨？梅蘭芳記得跟吳先生學戲，“有時候我累了，嘴裏哼著，眼睛不聽使喚，慢慢合上，想打瞌睡，他總是輕輕推我一下，我馬上就醒了，打起精神，接著學。” 十歲那年，在北京廣和樓頭回上臺，唱的是《天仙配》裏的織女。十四歲上下，他進了有名的喜連成科班，不算正式學生，但也跟著學，跟著演。

葉春善班主覺得他行，收了他做徒弟。他像塊幹海綿見了水，見著前輩就問，就學。秦稚芬、胡二庚的花旦，茹萊卿、路三寶的刀馬旦，錢金福的武生，陳德霖的青衣，李壽山的昆曲，王瑤卿的花衫，他都用心看，虛心學。

十二歲的梅蘭芳，就在這苦裏頭熬著，給後來的日子打底子。那份被“祖師爺沒賞飯吃”的話激出來的強勁兒，

那份苦練不認輸的勁兒，就是他對著日本人威逼利誘，那份寧可斷了也不彎腰的骨氣的根兒。

日子又回到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這段辰光。

梅蘭芳在上海馬斯南路的家裏，熬過了八年抗戰裏最後，也是最難的三年多。戲臺子，是他命根子，是他放藝術的地兒。現在，這門關死了。

日子過得清淡，沒滋沒味。沒了排戲的鬧騰，沒了演出的忙活，也沒了到處跑碼頭。每天的事兒，就是圍著書齋裏那張畫案轉。安靜，是這幾年的主調。他不敢大聲吊嗓子，怕鄰居聽見，惹麻煩。有時候夜深了，家裏人都睡了，他興許會把門窗關嚴，拉上厚窗簾，小聲哼兩句，過過戲癮。這種憋悶，對一個慣在叫好聲裏唱念做打的角兒來說，有多難受，外人不好體會。

手頭緊，更是實實在在的。梅蘭芳是一大家子人的靠山，也是梅劇團不少人的指望。他不上臺，整個班子就沒進項。琴師薑鳳山說過：“不管什麼時候，要是幾天不唱戲，他就該想了，戲班子的人還指著他呢。他身邊的人沒受過一天氣，再困難他也沒辭過一個人。”

為了家裏老小吃飯，也為了幫那些更難的同行，他只好賣家當。先是賣了北京無量大人胡同的大宅子，那是他出了名以後，為了報答奶奶養他的恩買的，有好多念想在這宅子裏。後來，又開始賣收藏多年的古董玉器。這些從前的心愛玩意兒，現在只能換米換鹽。

上海那些大戲院的老闆，都來過，說給好多錢，只要他肯上臺，哪怕就唱一場，“就夠他撐一年半載的”。他都沒答應。

他還賣畫。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上海辦了個畫展，擺出一百七十多張畫，有仕女，有佛像，有花，有松梅，還有跟朋友一塊兒畫的。畫展挺好。開幕半天，畫就賣得差不多了。這筆錢，解了急。

再把日子往前推，推到一九三零年，庚午馬年。

美國。梅蘭芳三十六歲。這時候，他的戲，他的名氣，都是頂好頂好的時候。年頭，他帶著梅劇團，坐船過了大洋，到了美國。

這次去美國唱戲，準備了快七年。從頭起美國駐中國的公使芮恩施提議，到齊如山他們這些“梅黨”的人出力劃策，再到馮耿光這些朋友想法子湊錢，不容易。去一趟花銷大，梅蘭芳差不多把自己的錢都拿出來了。

二月十六號晚上，紐約四十九街戲院。這是中國京戲頭一回正經在美國大戲臺子上唱。開戲前，總導演張彭春拿一口流利英文，給美國觀眾講中國戲是啥樣的，規矩是啥，意思是啥。那天晚上唱的是《汾河灣》什麼的。演完了，好評如潮。《紐約時報》這些大報紙都寫文章，誇梅蘭芳演得好，中國戲有味道。

後頭半年，梅蘭芳在紐約、芝加哥、華盛頓、三藩市、洛杉磯、檀香山這些地方跑碼頭，唱了七十二天，場場人滿，票不好買。美國上下都說梅蘭芳。“梅蘭芳熱”起來了。他走到哪兒，市長帶著各界頭面人物來接，擺大酒席招待。老百姓更是熱情，街上鋪子裏都在說這個從東方來的藝術家。聽說，當地的女人們為了看梅蘭芳唱戲，都趕著做新衣裳，裁縫鋪忙得不行。梅蘭芳上街，常被看熱鬧的人圍住，得員警開路才走得動。

在美國這趟，梅蘭芳不光是戲迷喜歡，學問界、藝術界也敬重他。美國波莫納學院和南加州大學都給了他文學榮譽博士學位。這不光是認他梅蘭芳的能耐，也是抬舉中國京劇這門藝術。

在洛杉磯，梅蘭芳還跟世界有名的大喜劇家查理·卓別林見了面。兩人頭回見，像老朋友，說得挺投機。梅蘭芳後來回憶：“我和卓別林緊緊拉著手，他頭一句話說：‘我早就聽到你的名字，今日可稱幸會。啊！想不到你這麼年輕。’我說：‘十幾年前我就在銀幕上看見你，你的手杖、禮帽、大皮鞋、小鬍子真有意思，剛才看見你，我簡直認不出來，因為你的翩翩風度，和銀幕上幽默滑稽的樣子，判若兩人了。’” 他們聊東邊西邊的戲有什麼一樣，有什麼不一樣。卓別林對京戲裏的丑角特別有興趣。梅蘭芳請卓別林有空到中國來，親身看看京戲。卓別林高興地答應了，六年後還真到了上海，又跟梅蘭芳見了面。

一九三零年的梅蘭芳，是風風光光的文化名人，在外國戲臺上，給中國人長臉。可十二年後，一九四二年的梅蘭芳，卻在自己國家被占的地界上，靠賣畫過日子，拿沉默和骨氣頂著那些有權有勢的。外國的名氣再大，國家遭難的時候，也護不了他周全。對著侵略者的威逼，他最後選的，是跟受苦的祖國站一塊兒，扔掉個人的好日子，守住一個唱戲人的良心和臉面。

梅蘭芳雖然不怎麼出門，麻煩還是找上門。日本人和那些漢奸，沒因為他留了鬍子、不說話就放過他。他們換著法子，給他壓力。

最險的一次，是這年秋天。汪偽政府要搞什麼慶祝，還是日本兵要慶祝什麼“大東亞聖戰”一周年，指名要梅蘭芳必須去唱戲。這一回，對方好像是下了死命令，不讓推。據梅蘭芳外孫範梅強回憶，汪偽特務頭子吳世寶也摻和了這次逼迫。梅蘭芳被逼得沒路走了。

急了，他想了個險招——裝病，還得裝個大病，讓日本人也信。他偷偷找了個信得過的西醫朋友吳士中先生，求幫忙。他要打傷寒預防針。這針，一般人打了會發高燒。梅蘭芳身子骨本來就敏感，要是連打三針，後果不好說，輕點嗓子毀了，重點命都沒了。吳醫生起初不肯，怕出事。梅蘭芳硬是堅持，跟吳醫生說：“我已經拿定主意不給他們唱戲，就是死了也沒怨言，死得值。” 吳醫生看他那份決心和氣節，含著淚給他打了針。

果然，梅蘭芳很快發起高燒，燒到四十一度、四十二度，人都不省事了。日本人那邊不信，特地派了個軍醫來看。軍醫到了梅公館，只見梅蘭芳臉通紅，躺在床上氣都喘不勻，蓋著厚被子，床邊桌上堆滿了藥瓶子。軍醫伸手摸摸他額頭，燙手。再拿體溫表一量，高燒。軍醫看不出毛病，只好回去照實說，認定梅蘭芳病得真重，上不了臺。

就這麼著，梅蘭芳拿近乎傷自己的法子，又一次擋回了日偽的要求。這回“演戲”，比他在臺上哪次都更懸，也更重。這不光是拒絕，是拿自個兒的身子當陣地，打了一場苦仗。他用自己的病痛，護住了藝術的清白和民族的骨氣。

時間再往前倒二十四年。一九一八年，戊午馬年。上海。

這一年，梅蘭芳二十四歲。民國剛建起來，新文化那股風吹著，也讓老京戲有了點變動的意思。這會兒的梅蘭芳，早不是當年那個啥也不懂的小學徒了，已經是京戲圈裏亮眼的新角兒。年輕，有想法，敢往前闖。

這是他琢磨戲、改戲的重要時候。他不光演老的青衣、花旦戲了，開始試著把兩樣的好處合一塊兒，編“古裝新戲”。這些新戲，故事、人物、唱腔、穿戴、臉上的妝、跳的舞、臺上的燈光景片，都跟以前不大一樣，挺新。

天女散花就是這會兒的戲。這是拿佛經故事改的神話歌舞戲，梅蘭芳頭一回想出拿長綢子跳舞，樣子是照著老畫、老雕塑來的，舞起來好看，有仙氣。一演出來，大家都說好，連畫家徐悲鴻看了都受觸動，特地畫了張油畫《天女散花圖》送他。他還排了嫦娥奔月、黛玉葬花這些新戲，不光讓旦角能演的花樣多了，也讓京戲更有看頭，更有味兒了。

梅蘭芳改戲，離不開身邊一幫有學問的朋友幫忙，像齊如山、李釋戡、吳震修、馮耿光這些人，人稱“梅黨”。齊如山在歐洲留過學，懂得多，給梅蘭芳出了不少改京戲的主意。他們一塊兒看本子，商量怎麼演，琢磨怎麼把外國戲好的地方用到中國戲裏來。

這一年，梅蘭芳的名氣越來越大。不光北京人愛看，上海這些地方也有好多人捧場。他的戲路子慢慢定了型，有了自個兒的風格——看著大方，穩當，乾淨，不啰嗦，後來人叫“梅派”。他也開始往外國看，準備著第二年頭一回去日本唱戲，把京戲往世界推的第一步，就這麼邁出去了。

一九一八年的梅蘭芳，是戲臺上的革新派，有精神，有闖勁兒。他拿好戲抓住人心，拿開放的心思迎接變化。可二十四年後，一九四二年的梅蘭芳，卻被逼著離開戲臺，用一種幾乎是自殘的法子——傷自個兒的身子——來抵抗。那份創造的勁兒，在國家遭難的時候，變成了守住民族臉面的硬骨頭。他不再是用戲來演人，而是用自個兒的身體，演了一出關乎氣節和風骨的“人生大戲”。

在上海孤島那段難日子裏，梅蘭芳不是一個人扛著。

家裏人，朋友們，給了他不少暖和氣，讓他能挺過來。

太太福芝芳，是他過日子最穩的靠山。福芝芳也是唱戲出身，當年人稱“天橋梅蘭芳”。嫁給梅蘭芳後，就不上臺了，一心顧家，管孩子，打理家務。她長得好，人也精明，把梅家上下弄得利利索索。日子緊巴的時候，福芝芳沒一句抱怨，悄悄拿出自己的首飾東西去賣，去當，跟丈夫一塊兒受窮，一塊兒擔著壓力，守著那份氣節。她不光要管梅蘭芳吃喝穿戴，還得應付外頭那些找麻煩的、探頭探腦的，護著丈夫。

說實在的，沒福芝芳的明白、支持和那股韌勁兒，梅蘭芳很難那麼硬氣地挺過那幾年。他們是共患難的夫妻，在風雨飄搖的時候，互相扶著，給對方點暖氣。

好朋友馮耿光，是梅蘭芳心裏頭重要的支撐。馮耿光是民國時候有名的銀行家，當過兩回中國銀行的總裁，也是個老戲迷。他跟梅蘭芳認得早，梅蘭芳十四歲那會兒就幫襯他。梅蘭芳一輩子好些大事，像頭回去日本、去美國、去蘇聯，後頭都有馮耿光出大力、拿主意。馮耿光不光是錢上大方，聽說為了梅蘭芳去美國把家產都賣了，更是在唱戲和做人上，給了梅蘭芳不少指點。

梅蘭芳留鬍子不唱戲那段，日子難過，就是馮耿光這些老朋友給他出主意，讓他賣畫過活。在那些沒戲唱、心裏苦悶的日子裏，馮耿光是他能說說心裏話、互相給點安慰的知己。“時窮節乃見”，這份經過半輩子風雨的老交情，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更顯得金貴，給了梅蘭芳很大的勁兒。

除了福芝芳和馮耿光，還有些梨園行的朋友，和敬重他的社會上的人，也在用各種法子悄悄幫他。有人幫他找賣畫的路子，有人替他擋掉些不想去的應酬，有人只是見面時給個懂的眼神，遞句沒聲兒的問候。這一點點的暖和，湊在一塊兒，成了股力氣，撐著梅蘭芳走過了那段又長又黑的日子。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號，日本說不打了，投降了。

消息一來，整個上海灘像開了鍋。梅公館裏，憋了那麼些年的氣，終於能鬆快地喘了。梅蘭芳聽到消息那一刻，心裏頭五味雜陳，有高興，有激動，也許還有點熬出頭的累。他連夜畫了幅梅花，上了鮮亮的顏色，起名叫“春消息”。第二天，日本投降的消息報紙上登出來了，“春消息”真成了好消息。

抗戰一勝利，第二天，梅蘭芳頭一件事，就是把留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鬍子刮了。這不光是變回了唱戲人的模樣，更是告訴所有人：他梅蘭芳，要回戲臺子了！

他剃掉鬍子後頭一場正經戲，在上海美琪大戲院。消息一傳出去，人人都盼著。唱戲那天，戲院裏頭外頭都是人，好多買不著票的，就站在外頭，想看一眼梅先生的風采。等梅蘭芳又穿著好看的行頭，唱著圓潤的調子出現在臺上，底下巴掌拍得像打雷，好半天停不下來。大夥兒不光是歡迎好戲回來了，更是敬重這位藝術家，在難時候守住了中國人的氣節。

現如今，馬斯南路改名成了思南路，那座小洋樓是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叫“周公館”，因為周恩來總理在那兒工作過。梅家早搬走了，但那段關於留鬍子的梅先生的故事，還在歷史裏頭存著呢。

觀察者札記：水馬無相之戰

公元一九四二年，歲在壬午，五行為水，是謂水馬。天干之水覆於地支之火，乃水火相激之象。此象既無雙火之爆裂，亦乏土木之生發，主極度壓抑、停滯與暗流洶湧。

梅蘭芳生於甲午，至此壬午，適逢第四度本命之劫。古訓雲四十八歲乃知天命之叩關。此際天象之考問，往往褫奪外在鋒芒，直指內在真如。

彼時烽火席捲寰宇，日寇軍威如烈火燎原。然水馬之宇宙能量，其最高奧義不在以暴制暴，而在以無勝有。老子有言，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水馬之年，外象必滯，內力方聚。強權雖能踏破城池，終無法征服無形之物。梅公於敵寇刺刀之下，棄絕粉墨，蓄須明志，正合水馬至柔克剛之性。其退入絕對靜默，化有形藝術為無形骨氣，令侵略者如擊深淵，無處發力。此舉貌似消極自保，實乃以一己肉身，抗衡兵車鐵騎之文化博弈。

物質維度之毀棄，正契合精神維度之確立：由娛人耳目之幻術，昇華作不可褫奪之尊嚴。

此水馬之年，不僅冰封名伶之絕代風華，更重鑄華夏子民於極夜中之文明傲骨。梅公經此歷練，如水滴石穿，蛻化為時代之精神圖騰。

下期預告 (Next on The Jupiter Project...)

我們已然一起見證了烈火鍛造的國王，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搖滾巨星，以及將脆弱化為武器的絕代名伶。

但是，如果“火馬”帶來的不是毀滅與壓抑，而是令人目眩神迷、至高無上的權力呢？

下一章，我們將時間撥回 1786年（丙午火馬年）——大清帝國的極盛之巔。走進波譎雲詭的紫禁城，遇見中國歷史上最大膽的權臣：和珅。36歲的他（第三個本命年），沒有被火馬反噬，反而駕馭了這匹烈馬，成為了隱形的“二皇帝”。

然而，宇宙法則是殘酷的。有時候，命運設下的最致命的陷阱，恰恰是毫無節制的絕對成功。

第四章 | 1786：盛世權臣 和珅

請點擊訂閱，一起見證這場關於無盡貪婪、絕對權力與命運復仇的歷史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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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麥卡特尼，永遠的披頭士。

一九六六年，這個利物浦的小夥子年方二十四，但早已名滿天下。

先前那幾年的日子，披頭士年少成名，喧囂著沖到了天上。可到了這會兒，那股子熱鬧勁兒似乎到了頭，保羅呢，像是悄沒聲地一轉身，拐進了一條幽幽的小路，風景大不一樣了。

保羅這匹小馬駒，從利物浦那些彎彎繞繞、鋪著石板的老巷子裏一頭沖出來，蹄子底下生風，還有那震天響的樂聲，嘚嘚嘚跑了大半個地球。

到了這當口，他忽然覺著，自個兒有點跑不動了。不是腿腳不利索，也不是沒了力氣，是心裏頭那根弦，像是拉滿了的弓，繃得太緊，再使點勁兒，保羅生怕它“嘣”的一聲就斷了。

那年八月底，三藩市，燭臺公園球場。天有點陰，風也帶著涼意，吹在人臉上，有點生疼。這是甲殼蟲樂隊最後一場正兒八經賣票的商業演出了。保羅還穿著那件深色的西裝，料子挺括，是他剛出頭那會兒，在利物浦一家相熟的小裁縫店裏量身定做的，到如今，穿在身上，依舊顯得精神抖擻。只是，那張年輕得還有點嬰兒肥的臉上，舞臺燈光下硬擠出來的笑容底下，藏著些細看才能察覺的疲憊。

他後來在自傳裏寫道：“我們都覺得，‘他媽的，夠了。’就在那天，我們決定不再巡演了。”

球場裏人山人海，幾萬個歌迷扯著嗓子尖叫，那聲音混著高音喇叭裏傳出來的音樂，像一大鍋煮開了花的雜米粥，咕嘟咕嘟地翻騰著，糊得人耳朵裏頭嗡嗡直響，聽不清旁邊人說話。保羅撥弄著他那把標誌性的赫夫納牌小提琴型貝斯，琴弦在他手指下震顫，發出低沉的嗚咽。

他唱著那些歌，歌詞和旋律早就爛熟於心，熟得像是自個兒掌心的紋路。他和約翰·列儂，喬治·哈裏森，林戈·斯塔爾，這四個從利物浦一塊兒闖出來的半大小子，在臺上熟練地應付著，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和絃，都像是排練了千百遍。聚光燈像幾把明晃晃的劍，直刺著人的眼睛，汗珠子順著額角往下淌，有時候會流進眼睛裏，澀澀的疼。

巡演的日子，在外人看來，風光無限，走到哪兒都是鮮花掌聲。可其中的滋味，只有他們自個兒清楚，那真是種煎熬，跟馬戲團裏那些被耍的猴兒也沒啥兩樣。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飛機、火車、汽車，不停地換乘。住的是千篇一律的旅館，吃的是味同嚼蠟的速食。每天睜開眼，就得面對數不清的記者招待會，應付那些翻來覆去、沒啥新意的問題。還得時刻提防著那些熱情得過了頭的歌迷，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衝破保安的防線，尖叫著撲上來，恨不得從你身上撕下一塊肉當紀念品。

保羅模模糊糊記得，好像有那麼一次，為了躲避歌迷的圍追堵截，他們四個人被硬生生塞進了一輛沒有窗戶的鐵皮卡車裏，像幾頭待宰的牲口似的，在黑暗中顛簸著被運走。那種滋味，真是糟透了。

音樂，本來是讓他們快樂的東西，是他們生命中最寶貝的玩意兒，可到了這會兒，卻好像變成了沉甸甸的負擔，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喬治·哈裏森後來打過一個比方，他說：“我們就像是被強行催熟的黃瓜，外面瞅著光鮮，裏頭還是生的。”這話糙是糙了點，可理兒一點不糙。甲殼蟲掀起的那股熱潮，像一場遮天蔽日的龍捲風，把他們四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一下子卷上了半天雲，讓他們嘗到了成功的滋味，也讓他們暈頭轉向，找不著北。

二十四歲的保羅，就站在風暴中心，腳底下是晃晃悠悠的雲彩，耳邊是呼嘯的風聲，可他心裏頭卻空落落的，一個勁兒地琢磨：“往後呢？這日子，還能怎麼過下去？”

不跑場子了，那些喧囂的日子像是被人按下了暫停鍵，一下子就慢了下來，靜了下來。保羅多數時候待在倫敦，住在女朋友簡·阿舍在溫波街五十七號的家裏。那是一幢挺典型的倫敦式聯排住宅，紅磚砌的牆，配著白色的窗框，窗臺上擺著幾盆叫不出名字的小花，透著一股子中產階級家庭特有的雅致和體面。

簡的父親是位在當地小有名氣的醫生，母親瑪格麗特呢，是位音樂教師，彈得一手好鋼琴，身上帶著一股子書香門第的溫婉氣質。保羅就寄居在閣樓上的一個小房間裏，那房間小得可憐，斜頂的天窗，勉強能塞下一張床，一架鋼琴，一個小寫字臺，真跟鴿子籠差不多。不過，好處是安靜，沒人打擾。窗外頭，是倫敦常見的那種灰濛濛的陰天，鉛色的雲彩低低地壓著屋頂，偶爾，雲層裂開一道縫，會灑下幾縷稀罕的、淡金色的陽光，照在鋪著舊地毯的地板上，暖洋洋的。

就是在這樣一個小得像鴿子籠似的房間裏，保羅的心重新安靜了下來，寫出了不少好歌，那些旋律，就像是從他心尖兒上流淌出來似的。那架不知道從哪個舊貨店淘來的立式鋼琴，漆皮都有些剝落了，就挨著床邊放著。他常常穿著件洗得發白的舊襯衫，或是隨隨便便套著件寬鬆的羊毛套頭衫，坐在鋼琴前，指尖在微微發黃的琴鍵上跳躍，一串串音符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從琴弦間蹦出來。有時候，靈感來了，擋都擋不住，像山裏頭剛解凍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那首叫《為了誰》的歌，就是在六六年三月，他和簡一塊兒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滑雪度假那會兒，在一個租來的小木屋裏寫下的。屋外頭是白茫茫的雪山，屋裏頭壁爐裏的柴火燒得正旺，劈裏啪啦地響，爐火映著他倆年輕的臉龐，明明滅滅。可保羅心裏頭，卻是一片說不清道不明的悵惘，像是初秋清晨彌漫在湖面上的薄霧，揮之不去。是關於逝去的愛情嗎？還是別的什麼？他自個兒也說不清楚。“你的白晝破曉，你的頭腦陣痛，你發現她所有善意的話語縈繞不散，當她已不再需要你。”

那曲子，婉轉得像是一聲歎息，帶著點巴洛克時期小調特有的精緻和憂傷，像極了他當時的心境，複雜，細膩，還有點兒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味。

還有《這兒，那兒，無處不在》，保羅自個兒也挺得意，不止一次跟人說，這是他最喜歡的歌之一。那是六月間的事了，一個懶洋洋的夏日午後，他開車去約翰·列儂在威布裏奇鄉下的家裏。約翰那傢伙，出了名的愛睡懶覺，保羅到的時候，他還貓在被窩裏沒起來呢。保羅也不叫他，自個兒個兒溜達到後院的泳池邊，找了個舒服的躺椅坐下，陽光暖烘烘地照在身上，曬得人骨頭都酥了。

他從琴盒裏掏出那把寶貝吉他，抱在懷裏，手指頭無意識地在琴弦上撥拉著，嘴裏輕輕地哼著不成調的歌。那旋律，就像是微風拂過平靜的湖面，漾起一圈圈溫柔的漣漪，溫柔得能把人的心都給化出水來。“用她手的輕揮改變我的生活，無人能否認那兒有些什麼。”

簡·阿舍那雙纖細、白皙、彈鋼琴的手，是不是也曾這樣不經意地，像揮動魔法棒似的，改變了他的生活呢？他不知道，也不想去深究。

在溫波街阿舍家待著的那些日子，平靜安穩。瑪格麗特待他像待自個兒的親兒子似的，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這讓保羅心裏頭暖呼呼的。他自個兒的媽走得早，這份缺失的母愛，似乎在瑪格麗特身上找到了些許補償。他常常會跟阿舍一家子一塊兒吃晚飯，聽他們聊天。他們聊戲劇，聊文學，聊畫展，聊那些他以前在利物浦的工人家庭裏頭，想都不敢想、也根本接觸不到的東西。他聽得入神，像一塊幹透了的海綿扔進了水裏，貪婪地吸收著這些新鮮的養分，覺得自個兒眼界一下子就開闊了不少。

有時候，他會恍惚地想起十二年前。那時候，他還是個半大孩子，成天在利物浦斯皮克區那些新蓋的工人住宅區裏頭瘋跑。他家住在福斯林路二十號，一幢普普通通的小房子，前頭有個小小的花園，他媽瑪麗在裏頭種滿了各種各樣的花草。她是那一帶有名的助產士，手腳麻利，性格又好，誰家生孩子都樂意請她。她總是把家裏收拾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身上帶著一股淡淡的肥皂清香。

父親吉姆呢，在城裏的棉花交易所上班，是個不大不小的職員。他最大的愛好就是擺弄樂器，閑下來的時候，喜歡坐在客廳那架舊鋼琴前頭，彈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流行歌，有時候還會吹吹小號。他還拉著幾個要好的同事，組過一個叫吉姆·麥克爵士的業餘小樂隊，週末的時候，會到附近的小酒館裏去熱鬧熱鬧。保羅記得，家裏頭常常飄蕩著父親彈奏的那些略帶傷感、又有點甜膩的曲調，比如那首叫《搖搖晃晃》的老歌，那古怪的切分音節奏，讓小保羅聽得入了迷，腳指頭會忍不住跟著打拍子。

“我非常幸運，”保羅後來常常這麼說，“因為我利物浦的直系親屬都是普通的工薪階層……他們的態度與宗教無關，但他們是好人，給我們指明了一條好路。”

他記得，每到新年夜，家裏頭總是最熱鬧的時候。七大姑八大姨，叔叔伯伯，表哥表姐，全都聚到一塊兒。客廳裏的地毯會被卷起來，騰出地方。父親吉姆坐在鋼琴前，手指頭在琴鍵上翻飛，姑媽姨媽們就圍著鋼琴，扯著嗓子唱那些古老的民謠和流行歌曲，有時候還會手拉著手跳起舞來。孩子們則在屋裏屋外追逐打鬧，笑聲能把屋頂掀翻。空氣裏彌漫著烤蘋果派的甜香和啤酒的泡沫味兒。

那時候的保羅，穿著過年才捨得穿的新衣裳，擠在大人堆裏，看著他們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心裏頭也跟著樂開了花。他那時候大概怎麼也想不到，十二年之後，自個兒會站在世界的頂峰，被成千上萬的人簇擁著，歡呼著，卻也品嘗著那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和迷惘。

好日子總是過得快。一九五六年十月，他媽瑪麗因為得了癌症，撇下他和弟弟邁克，還有悲痛欲絕的父親，撒手去了。那年，保羅才十四歲。這對他的打擊，是天塌下來一般的巨大，也是他後來許多歌曲中那抹淡淡憂傷的永恆底色。

他在回憶錄裏寫道，有人對他說，《昨日》這首歌其實是一首失去母親的歌，他起初不這麼認為，但後來想得越多，越覺得“她為何必須離去我不知道，她不肯說”這樣的歌詞，可能確實反映了他失去母親後的那種無助和迷茫。

十二歲那年，母親的笑容，母親身上好聞的肥皂味，母親輕輕拍著他後背的體溫，還是那麼真實，那麼清晰。那一年的陽光，似乎也比一九六六年倫敦冬天的陽光，要明亮得多，溫暖得多。

六十年代中期的倫敦，空氣裏頭到處都飄著一股子躁動不安的氣味，像是一鍋馬上就要煮開的水，鍋蓋被蒸汽頂得“噗噗”作響。新的思潮，新的藝術，新的生活方式，像是春天雨後田埂上冒出來的野草，一茬接一茬，攔都攔不住。甲殼蟲樂隊，作為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自然是首當其衝，被這股大潮裹挾著往前走。

LSD，一種勁兒特大的致幻劑，像個神秘的幽靈，在藝術家和年輕人中間悄悄地流行開來。約翰和喬治膽子大，先嘗了鮮，林戈也跟著試了試。保羅是最後一個。他自個兒說：“我非常不情願，因為我其實相當循規蹈矩，而且我聽說如果你服用了LSD，你就再也不會是原來的你了。”這話聽著，倒有幾分孩子氣的執拗和對未知的恐懼。

可最終，他還是沒能抵擋住那種誘惑，或者說，是沒能抵擋住同伴的壓力和時代氛圍的裹挾。他還是嘗試了。有那麼一次，是在美國的丹佛，那次經歷之後，他腦子裏頭就莫名其妙地冒出來“佩珀軍士”這個古怪的名字，後來就成了他們那張驚世駭俗的專輯的靈感來源。

還有一次，是跟約翰一塊兒。那種迷幻的體驗，他說，像是一個打碎了的萬花筒，原先熟悉的世界一下子變得支離破碎，然後又在眼前重新組合成各種光怪陸離、聞所未聞的奇異圖案。保羅在回憶錄裏頭提到，他寫《修補裂孔》這首歌的時候，腦子裏常常會出現一個景象：“大約在那個時候，當我閉上眼睛時，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而是一個小小的藍色裂孔。就好像有什麼東西需要修補……那是在我服用迷幻藥之後第一次出現的現象。”

這個不停在他眼前晃悠的“藍色裂孔”，或許正是他當時內心世界的一個真實寫照，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徵。舊的秩序，那些他曾經熟悉並且賴以生存的規則和信念，正在一點點瓦解，土崩石裂。而新的秩序，未來的方向，卻還像霧裏看花似的，影影綽綽，看不真切。

先前那種聲嘶力竭、震耳欲聾的巡演結束了，留下的是一片突如其來的、讓人有點手足無措的巨大空白。他心裏頭空落落的，像是少了點什麼。他需要去修補，去填充，用新的音樂，新的創造，去填補那個藍色的、令人不安的裂孔。

既然不再靠著滿世界跑場子來維持樂隊的熱度了，甲殼蟲們索性就一頭紮進了錄音棚，把那兒當成了他們新的陣地，也是他們新的遊樂場。

倫敦的艾比路錄音棚，那間有著高高屋頂和厚厚隔音板的錄音室，成了他們施展魔法的地方。一九六六年發行的那張名叫《左輪手槍》的專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誕生的。這張專輯，後來被好多樂評人翻來覆去地分析，說它是甲殼蟲樂隊在藝術上的一次石破天驚的巨大飛躍，也是迷幻搖滾樂的開山鼻祖。

保羅在這張專輯裏頭的貢獻，那是沉甸甸的，誰也抹殺不了。《埃莉諾·裏格比》這首歌，就是他琢磨出來的。

這首歌是一個關於孤獨的故事。故事裏頭，有一個叫埃莉諾·裏格比的老姑娘，在一場婚禮散場後的教堂裏，默默地撿拾著賓客們撒下的米粒，她活在自個兒的夢裏。還有一個叫麥肯齊的牧師，在空無一人的教堂裏，縫補著自個兒的舊襪子，他寫的佈道詞，從來就沒人聽。

這歌裏頭，沒有吉他，沒有鼓，甚至連貝斯都沒有，只有冷冰冰的弦樂八重奏，那聲音，尖銳得像是一把明晃晃的手術刀，一下子就剖開了現代都市人內心深處那份不為人知、也無處訴說的孤獨。“啊，看看所有孤獨的人們，他們都從哪里來？啊，看看所有孤獨的人們，他們都屬於何方？”保羅說，這首歌的靈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他小時候在利物浦參加“一先令童子軍服務周”的時候，認識的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太太。那些平凡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在他筆底下，在他譜出的旋律裏，竟然有了史詩一般的厚重和蒼涼。

《左輪手槍》裏頭的每一首歌，都充滿了稀奇古怪的實驗色彩，像是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明日永不知》那首歌，用了好多磁帶倒放、迴圈播放的技巧，還夾雜著各種從沒聽過的怪異音效，歌詞呢，據說是從一本叫《西藏度亡經》的古書裏頭扒拉出來的，玄之又玄。

保羅自個兒貢獻的那首《執意要把你帶進我生活》，聽著像是一首火辣辣的情歌，可他自個兒後來揭秘說，那其實是一首大麻頌歌，是寫給他當時剛剛接觸到的新“朋友”——大麻的。歌裏頭還特意加了一段熱鬧的銅管樂，那勁頭，活脫脫就是從美國摩城唱片那些黑人靈魂樂裏頭學來的。

錄音棚，對那時候的甲殼蟲們來說，簡直就是個五花八門的實驗室。他們不再受限於舞臺演出的種種條件和可能性，可以甩開膀子，盡情地嘗試各種新的樂器，新的音響效果，新的編曲方式。

保羅回憶說：“我們意識到歌曲不必再是‘謝謝你姑娘，我寫給你，她愛你……’不必再那麼簡單了。我們在尋找那些通常不屬於流行歌曲題材的東西。”他們像一群剛剛拿到新玩具的孩子，興奮得兩眼放光，把錄音棚翻了個底朝天。

一九六六年的日曆，一頁頁地撕著，很快就要翻到底了。有一次，保羅從美國看完簡·阿舍的演出回來，坐飛機回倫敦。在飛機上，他和樂隊的巡演經理馬爾·埃文斯閒聊天。聊著聊著，馬爾大概是想問他要點調味料，就隨口問了句：“遞一下鹽和胡椒（salt and pepper）好嗎？”保羅許是旅途勞頓，耳朵有點背，一下子沒聽清楚，愣了一下，反問道：“你說啥？佩珀軍士（Sergeant Pepper）？”

就是這麼一句偶然的口誤，像是一顆小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面，在他心裏頭漾起了一圈圈的漣漪。他開始琢磨，能不能讓甲殼蟲樂隊徹底擺脫“甲殼蟲”這個聽著有點傻乎乎的標籤呢？能不能讓他們搖身一變，化身為一支全新的、只存在於想像中的虛構樂隊——比如說，就叫“佩珀軍士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要是真能這樣，那他們不就可以更自由自在地去嘗試各種不同的音樂風格，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講各種不同的故事了嗎？

“我當時就隨手畫了張草圖，”保羅後來回憶說，“畫中我們四個人站在一個用鮮花組成的大鐘前面。那感覺，就好像時間一下子靜止了，因為那個鐘，它就是用花朵做成的嘛……我還設想，這支新樂隊，會由倫敦市的市長，或者是什麼類似的大人物，給他們頒發一個大大的獎盃。”這個念頭，像一團火苗，在他心裏頭越燒越旺，讓他興奮得有點坐不住。他迫不及待地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樂隊的其他幾位弟兄，大夥兒一聽，都覺得這主意簡直棒透了！“這真的解放了我們，”保羅感慨地說。

於是乎，一個更加宏大，更加華麗，也更加天馬行空的音樂冒險計畫，開始在他心中慢慢地醞釀成形。丙午馬年的尾巴，眼瞅著就要過去了，可它帶來的那股子躁動和變化，卻預示著，接下來的六七年，一張石破天驚的、名叫《佩珀軍士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的專輯橫空出世，給整個流行音樂界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

倫敦的冬天，還是老樣子，總是濕漉漉、冷颼颼的。溫波街那間閣樓小房間的窗戶上，蒙著一層薄薄的水汽，模模糊糊地映著窗外頭那片永遠也晴朗不起來的、灰濛濛的天。保羅或許會給自個兒泡上一杯滾燙的熱茶，捧在手心裏，呆呆地望著窗外頭那些光禿禿的樹枝出神。二十四歲，對一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才剛剛大學畢業，踏入社會，前途是一片迷茫，心裏頭七上八下的。可對於保羅·麥卡特尼來說，他已經擁有了全世界的鮮花和掌聲，卻也似乎失去了一份曾經擁有的、簡單而純粹的快樂。

他像是被勒住了韁繩，停下了先前那種近乎瘋狂的腳步，不再盲目地、身不由己地向前奔跑。他開始把目光從外界收回來，轉向自個兒的內心，向著靈魂的深處去探索，去挖掘。那些曾經被潮水般的尖叫聲和雪亮的閃光燈所淹沒的、細微的感受，那些在馬不停蹄的旅途中、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一閃而過的靈感火花，如今，終於有了一片安靜的、可以生根發芽的土壤。

他會想起小時候在利物浦的碼頭上空盤旋的那些海鷗，它們的叫聲，尖厲而自由。他會想起父親吉姆坐在那架漆皮剝落的舊鋼琴前，用他那雙佈滿老繭的手，彈出的那些略帶傷感、卻又透著一股子韌勁兒的曲調。他會想起母親瑪麗溫暖的懷抱，還有她身上那股永遠也聞不夠的、淡淡的肥皂清香。

那些過往的歲月，那些曾經鮮活的面容和場景，像一卷卷沒有褪色的老照片，在他心中一一浮現，清晰得仿佛就發生在昨天。它們不再僅僅是模糊的回憶，而是悄悄地，一點一點地，變成了他筆下的音符，變成了他喉間的歌詞，變成了他音樂中那些揮之不去的、最動人的魂魄。

窗外的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著，敲打著玻璃，也敲打著他的心房。屋裏頭，小小的壁爐裏，爐火“劈啪”作響，橘紅色的火光跳動著，映著他那張年輕而專注的臉龐，明明暗暗。他拿起那把陪伴了他多年的吉他，手指頭在磨得光滑的琴弦上輕輕撥動。一個新的旋律，像一只剛剛破殼而出的小鳥，怯生生地，從他指尖悄然飛出，在房間裏盤旋，升騰，帶著一絲潮濕的、雨的味道。

本命年的那些喧囂、那些躁動、那些迷茫，都像潮水一般，漸漸地退去了，留下的是一片沉靜的、可以潛心思考和慢慢醞釀的廣闊天地。這匹曾經日行千里、桀驁不馴的駿馬，如今，似乎是心甘情願地，選擇在一方小小的、屬於自個兒的天地裏，耐心地耕耘著他那片五彩斑斕的音樂花園。他知道，未來的路還很長很長。而他，其實才剛剛開始。

觀察者札記：無聲處驚雷

西元1966年亦為火馬年——烈火烹油之勢，主動蕩與變革。火性炎上，聲勢浩大，易於耗散。然駕馭此宇宙能量之最高境界，不在於助長其轟鳴，而在於捕捉隨之而來的寂靜。

保羅·麥卡特尼生於壬午年（1942年），至此適逢第二個本命年。古人雲：二十四歲，乃入世之初劫，氣血方剛，最易迷失於喧囂。

此時之披頭士，正如日中天，全球狂熱。然火馬之性，不僅在於燃燒，更在於煉化。老子曰：大音希聲。極致的聲音，往往聽不見。

保羅於盛名之巔戛然而止，退居溫波街鬥室，正應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古老東方智慧。他以靜制動，熄滅了舞臺上的外在虛火，將能量內斂為錄音室中的創造之火。

火馬之年，不僅是舊秩序的崩塌，更是新境界的開端。毀滅往往是創造的先決條件。停止巡演，看似是退，實則是進。

【觀察者之問】

1966年，保羅·麥卡特尼選擇關上了那扇通往喧囂的門，才迎來了他真正的巔峰。

在你現在的生活里，什麼是那個震耳欲聾、消耗你能量的“體育場”？你最想對什麼聲音按下“靜音鍵”？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聊聊你的那間“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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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用一場大火焚毀了舊城，換來了石頭鑄就的現代倫敦；保羅·麥卡特尼掐斷了震天響的巡演，在靜默中鍛造了偉大的專輯。

我們似乎看到，火馬之年的能量，總是在極致的“外放”中尋找突破。

但是，如果這股宇宙能量表現為極致的“壓抑”與“內斂”呢？

下一章，我們將把時間撥至 1942年的壬午水馬年，走進二戰陰雲籠罩下的上海孤島。看看東方的絕世名伶梅蘭芳，在48歲的本命年，如何親手砸碎自己的藝術飯碗，用一撮鬍子和絕對的靜默，單槍匹馬對抗一個帝國的鐵蹄。

第三章 | 1942：先生的鬍子 梅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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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木星計劃”的第一章，一項為期十二年的命運觀察實驗。發起人：趙少圖。

一六六六年。倫敦。歲次丙午。

這一年，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國王查理二世，三十六歲。依著中國人的說法，馬年生人，逢著又一個馬年，便是本命年。

六年前，他從海峽對岸回來，倫敦的老百姓真是把他當救星一樣迎進城裡。那時候，英國剛從克倫威爾那清教徒式的鐵腕統治下緩過氣來。憋悶了太久，大伙兒都盼著這位年輕風流的國王能帶來點兒快活日子。

查理二世也確實沒讓大家失望。他重開了劇院，宮廷裡頭舞會、宴飲不斷。他自個兒也風流倜儻，身邊情婦換了一個又一個，像卡斯梅恩夫人、弗朗西絲，都是些有名的美人兒。倫敦城裡那些關於國王風流韻事的閒話，怕是比天氣還變得快。

一時間，倫敦好像又活泛起來了，有了顏色，有了聲響，有了股子快活的氣息，因此人稱此君”快活王”。

可這快活底下，埋著不少雷。王位是坐上了，可江山不穩當。那個年景，國庫虧空，窮得叮噹響，沒多少銀子。議會那幫人都不是省油的燈，錢袋子攥得死死的，總想著跟國王掰掰手腕。宗教上的事兒，更是個馬蜂窩。英國國教、長老會、天主教，還有那些五花八門的新教派別，誰也不服誰。

麻煩的是，查理自個兒心裡頭向著的卻是天主教。因為他娘是法國公主，天主教徒，他老婆葡萄牙公主凱瑟琳也是。可是，他嘴上不敢說，還得哄著國教的主教們。

這國王，當得跟走鋼絲似的，一步踏錯，就可能掉下去。

更糟心的是，老天爺好像也跟他過不去。頭一年，一六六五年，倫敦城鬧了一場大瘟疫。那可真是慘。城裡頭，白天靜悄悄的，晚上黑漆漆的。家家戶戶門上畫著紅十字，寫著”上帝憐憫我們”。拉死人的車子，嘎吱嘎吱地響，一天到晚不停。一周死的人，最多的時候有七千多。倫敦城差不多空了一半。

有錢的，有門路的，都拖家帶口逃到鄉下去了。查理二世和他的宮廷也躲到了牛津。那兒是保王黨的老窩子，地勢高，空氣好些。直到這年二月，看倫敦城裡瘟疫的勢頭下去了，死的人少了，國王才敢小心翼翼地搬回來。

回到白廳宮，看著這剛遭過大劫的倫敦城，查理二世心裡頭五味雜陳。城裡人是回來了些，可臉上都沒啥血色，走路也沒啥精神。鋪子是開了張，可冷冷清清。瘟疫留下的那股子陰氣，還沒散利索。

這日子剛有點兒好轉的勢頭，眼看著夏天也過去了，秋高氣爽的，街面上的買賣漸漸紅火起來。可誰知道，更大的災難正悄沒聲兒地蹭過來。老天爺這是存心要考驗這個年輕的國王，給他出道道兒啊。

他這個國王，得想法子讓這城市重新活泛起來。可是談何容易？

跟荷蘭人的仗還在打著。這第二次英荷戰爭，從去年開打，主要是海上的事兒。荷蘭人是海上馬車夫，船多，水手也厲害。英國海軍雖然在前一次戰爭里佔了點兒便宜，可這次，打得挺吃力。六月份那場四日海戰，英國艦隊損失慘重，死了好幾位將軍，連皇家海軍最大的戰艦之一皇太子號都讓人家給俘虜了，最後給燒了。

那場仗，打得昏天黑地，英國人折損了差不多一半的士兵和二十多艘船。荷蘭人損失就小多了。雖然後來七月份的聖詹姆斯日海戰扳回了一局，可英國海軍也元氣大傷，錢也花得差不多了。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他弟弟約克公爵詹姆斯，本來是海軍總司令，打仗是把好手，可因為功高震主，讓他給解了兵權。現在領兵的是老將阿爾伯馬爾公爵和魯珀特親王。這倆人是能打，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船沒炮沒兵，怎麼打？造船要錢，養兵要錢，買火藥也要錢。錢從哪兒來？還得跟議會伸手。

就在這兵荒馬亂、朝不保夕的當口上，倫敦城裡頭又添了一樁天大的禍事。

一六六六年九月二號，禮拜天。凌晨兩點鐘。倫敦城還在睡著。

普丁巷，這條窄巷子離倫敦橋不遠。法里諾的麵包鋪裡頭，不知怎麼的，就著了火。許是爐子沒熄利索，許是掉了個火星子到旁邊的柴火上。總之，火苗子躥起來了。

一開始，火不大。法里諾一家子被煙嗆醒了，趕緊從房頂爬到隔壁家逃命。他家那個女僕，膽子小，沒敢爬，就給燒死在裡頭了。

這火，沒人管它。它就自個兒悄悄地，舔上了旁邊那些挨得緊緊的木頭房子。倫敦老城，房子大多是木頭架子，抹點兒灰泥，房頂上鋪的是瀝青，街道又窄得像羊腸子。趕上那幾天天氣又乾，還刮著不大不小的東風。這火，就像扔進了柴火堆里的火柴，一下子就著大了。

火舌先是吞了普丁巷，然後就奔著泰晤士河邊去了。河邊上，碼頭多，倉庫多，裡頭堆滿了各種好燒的東西：油、松脂、煤、木材、烈酒、麻布……這些玩意兒，見了火，那還能有好？火借風勢，風助火威，呼呼地就燒成了一片火海。河邊的那些倉庫、客棧、小酒館，眨眼工夫就陷進去了。火光把天都映紅了，黑煙像大柱子似的往天上杵，嗆得人嗓子眼兒發乾，眼睛直流淚。

天亮的時候，倫敦城徹底亂了套。睡得迷迷糊糊的人們給驚醒了，一瞅窗戶外頭，火光熊熊，嚇得丟了三魂七魄。男男女女，老的少的，抱孩子，扛箱子，拎著鍋碗瓢盆，沒頭蒼蠅似的往城外頭跑。街上，馬車、手推車、人，擠成一團，亂糟糟的。哭聲、喊聲、房子塌下來的轟隆聲，響成一片，跟開了鍋似的。

作家佩皮斯，那個在海軍部當差的小官兒，凌晨三點被人叫醒，說是城裡著了大火。他披上睡袍往窗外一看，只見魚街那邊火光沖天。他估摸著離他家還遠，就又回去睡了。可等他天亮再起來，火勢已經大得嚇人。他趕緊跑到倫敦塔上，找了個高處觀望。好傢伙！只見倫敦橋那邊，火借風勢，一路向西燒過來，風刮得緊，火苗子躥得老高，把鴿子都從窩里熏出來了，翅膀著了火，往下掉。佩皮斯心裡頭髮毛，趕緊坐船往白廳宮去，要給國王報信。

查理二世住在白廳宮，離著火的地方還有一段路。可這麼大的火，消息早就傳過來了。他心裡頭啥滋味？又驚又怒，又有點兒無可奈何。老天爺這是存心跟他作對？瘟疫剛消停，大火又來了。這日子還讓不讓人過了？

可光抱怨沒用，事情擺在眼前，總得有人拿主意。眼看著火勢越來越大，要是沒個當家的出來主持，這倫敦城不得給燒成灰了？

佩皮斯找到市長布魯德沃斯。這位市長大人，脖子上系著手帕，一臉的疲憊和沮喪，像個快要暈倒的女人。佩皮斯傳了國王的命令，布魯德沃斯卻哭喪著臉說：”主子啊！我能怎麼辦？我已經累垮了，可那些人不聽我的！”他說他已經在拆房子了，可火跑得太快，根本來不及。說完，竟然說要回家歇歇，恢復體力。

佩皮斯看著他那樣子，心裡頭涼了半截。這市長，指望不上了。

這種時候，要是沒人站出來，倫敦城就真要完了。好在這座城市還有個能當家做主的國王。

火還在燒。查理二世坐不住了。他跟他弟弟詹姆斯，立馬上了馬，帶著一隊衛兵，親自往火場趕。那場面，怕是比他爹打內戰的時候還嚇人。火牆連成一片，得有一里多寬，像條紅色的孽龍，在城裡頭翻滾。熱浪一陣陣撲過來，烤得人臉生疼。燒著的木頭梁子，噼里啪啦往下掉，說不定啥時候就砸腦袋上了。

查理二世沒含糊。他從馬背上跳下來，親自上陣指揮救火。那時候的倫敦，根本就沒啥正經的救火隊。救火，全靠街坊鄰居自個兒動手。提著水桶潑水，用長鈎子把著火的房子拽倒，弄出條空地來，隔開火路。可這火太猛了，水潑上去，呲溜一聲就乾了，不管用。

拆房子？市長倒是沒說謊，火跑得比人拆得快多了。

查理二世和他弟弟詹姆斯，就在這煙薰火燎、房倒屋塌的亂攤子裡頭跑前跑後。他們下了死命令，讓士兵們用火藥炸房子。把火路前頭的房子炸塌，弄出一條寬寬的隔離帶。這法子，狠是狠了點兒，也危險，炸藥崩著人、或者把火引得更大都是常有的事兒。可這時候，也顧不上了。

查理二世自個兒也弄得灰頭土臉，汗珠子順著臉往下淌。有人看見他親自拎著水桶，站在一長串傳遞水桶的人鏈裡頭，跟著大伙兒一塊兒滅火。他還扯著嗓子喊，給那些嚇傻了、光顧著跑的人鼓勁兒，讓他們回來救火。他還從自個兒的錢袋子里掏出金幣來，賞給那些不怕死、往前衝的人。他弟弟詹姆斯也是，跑得氣喘吁吁，臉上手上全是黑灰。

老百姓瞅著國王和公爵都這麼賣力氣，心裡頭也踏實了點兒，救火的膽子也壯了些。

這場大火，就這樣沒日沒夜地燒。從禮拜天凌晨，一直燒到禮拜三晚上。整整四天四夜。倫敦城最中心、最古老的那一大片，差不多都給燒乾淨了。從中世紀傳下來的老倫敦城，十成裡頭燒掉了八成。一萬三千多棟房子，八十七座教堂，包括那頂頂有名的聖保羅大教堂，還有皇家交易所、市政廳、各個行業公會的漂亮會館……全都燒成了一片瓦礫場。

當火焰終於熄滅，煙霧散盡，眼前的景象讓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涼氣。這座歷經數百年的古城，活生生讓火給剝了層皮。燒焦的木頭還在冒著煙，磚石牆面被烤得發黑。

按照中國的曆法，丙午年是火馬年，要特別提防祝融光顧。如果這事兒是發生在當時的大清朝，著火的原因肯定就是其他的解釋了。可是英國的國王，哪裡懂中國人的黃曆呢？

聖保羅大教堂燒得尤其慘烈。那鉛皮的屋頂在高溫下熔化了，像銀色的河流一樣淌下來。教堂裡頭存放的書籍，成了大火的燃料。石頭柱子被燒得像石灰一樣發白，然後像炮彈一樣炸開。就連教堂地下室里那些石棺里的屍體，都被烤熟了。

那景象，真是沒法兒說。幾十萬人家燒沒了，都跑到城外頭的荒地上去。像摩爾菲爾德、伊斯靈頓那些地方，搭滿了臨時的窩棚，擠滿了人。沒吃的，沒喝的，眼巴巴地瞅著城裡頭那還在冒著煙的廢墟，心裡頭髮慌。

城裡頭呢？到處是燒焦的木頭橛子，塌了半截的牆，還有被火燒得發黑、有的地方甚至燒化了的石頭。空氣里，那股子焦糊味兒，嗆得人直咳嗽，好幾天都散不去。佩皮斯走在燒毀的街上，腳下的地都燙得能烤熟雞蛋。

大火期間，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時候，總得找個出氣筒。好多人都說是外國人乾的，特別是法國人和荷蘭人，因為正跟荷蘭打仗呢。還有人說是天主教徒搞的鬼。一時間，城裡頭看見外國人或者天主教徒，就有人喊打喊殺。

查理二世心裡頭明鏡兒似的，這多半是瞎扯淡。可他也得安撫民心。他下令軍隊加強巡邏，保護外國人，也抓了些造謠傳謠的人。後來，抓了個腦子不清醒的法國鐘錶匠休伯特，他自個兒承認是他在普丁巷放的火。雖然疑點重重，可為了平息民憤，還是把他給判了死刑，絞死了。這事兒，就算是有個交代。

其實，這火十有八九就是個意外，加上前面說的倫敦城自個兒的毛病：房子太密，木頭太多，街道太窄，救火的傢伙什又不頂用，趕上天干物燥，風又使勁兒刮，那還能不著大火？

火總算是滅了。後來風向轉了，幫了大忙。查理二世他們下令炸出來的那幾片大空地，也起了大作用。當然，主要的還是因為能燒的東西，差不多都燒光了。

這場大火，不光燒掉了房子，也燒掉了查理二世復辟以來那點兒快活勁兒。每天看著工地上的磚頭一塊塊往上壘，看著難民們在城外的窩棚里熬日子，這個年輕的國王心裡頭怕是不好受。

頭一樁，是安撫人心。幾十萬難民在城外頭挨餓受凍呢。他趕緊下令，打開皇家糧倉，拿出麵包來分給災民。又在城外頭划出幾塊地方，開了臨時的市場，讓鄉下的農夫能把吃的喝的運進來賣。他還親自騎著馬，到難民扎堆兒的地方去轉悠，跟大伙兒說說話，拍拍肩膀，答應一定想法子，讓大傢伙兒盡快有家可歸。他還宣佈全國齋戒，祈求上帝息怒。

這份親民的姿態，怕是他爹查理一世到死也學不來的。

第二樁，是重建。這麼大個城市，燒成這樣，怎麼個建法？這是個天大的難題，可也是個機會。把這破破爛爛的老城推平了，建個嶄新的、氣派的、不容易著火的新倫敦？好多人都這麼想。

建築師雷恩，就是那個後來蓋了新聖保羅大教堂的，立馬就畫了個大藍圖。他想把倫敦弄得像巴黎似的，街道要寬，要直，要有大廣場，房子要排得整整齊齊。還有那個作家伊夫林，也提了不少主意，也是想把倫敦弄得更敞亮，更氣派。連科學家虎克也湊熱鬧，畫了個棋盤格似的規劃圖。

查理二世自個兒呢？他肯定也動心。他喜歡時髦玩意兒，對建築、科學都有那麼點兒興趣。他也想借這個機會，把倫敦拾掇得漂漂亮亮的，給自己臉上添點兒光。可他也是個明白人，知道這事兒難辦。錢從哪兒來？國庫裡頭能有多少錢？打仗都快打空了。再一個，是地皮。那些燒掉的房子，原來的地界兒在哪兒？主人是誰？這都是一本糊塗賬。想把地都推平了重新規劃，那些地主、商人能幹嗎？他們的鋪面、作坊，都在老地方經營慣了，挪個窩兒，損失多大？

查理二世是個聰明人，也是個現實的人。他知道，雷恩他們那些個宏偉的計劃，好是好，可多半行不通。阻力太大。最後，還是只能在老底子上修修補補。倫敦城，基本上還是按照原來的老路子重建起來了。只是，下了死命令，以後蓋房子，不准再用木頭了，得用磚頭或者石頭。街道也想法子拓寬了點兒。

至於聖保羅大教堂，那是真燒得太慘了，沒法兒修了，乾脆就讓雷恩放手去乾，重新設計，蓋個新的。這一蓋，就蓋了三十多年，成了倫敦城的新臉面。

這一切的變化，查理二世都看在眼裡。每天看著工人們忙活，看著新房子一點點往上長，他心裡頭五味雜陳。

這場大火，對查理二世來說，真是個不小的坎兒。它把他那復辟初期的快活勁兒，差不多給燒沒了。他得面對一個殘破的首都，一群嗷嗷待哺的災民，一個空空如也的國庫，還有一場沒打完的仗。

這個本命年，過得可真是窩心透了。他心裡頭那份焦慮和壓力，怕是只有他自個兒知道。他得強打精神，應付著這一切。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著鏡子，他看著自個兒眼角的皺紋，心裡頭髮愁：這國王，還能當多久？這江山，還能坐穩嗎？

可話又說回來，這場災難，也不全是壞事。它讓查理二世這個國王，在老百姓面前，實實在在地露了一回臉。他沒躲在深宮裡頭，而是親自跑出來，跟大伙兒一塊兒救火，一塊兒擔驚受怕。這份擔當，這份親民的姿態，老百姓是看在眼裡的。

跟那個死要面子活受罪、最後丟了腦袋的爹查理一世比起來，查理二世顯然更懂得怎麼當國王，怎麼籠絡人心。他知道，他得讓老百姓覺得，你這個國王，跟他們是一條心。

這場大火，也算是給倫敦城徹底洗了個大澡。那些中世紀留下來的、又髒又亂、藏污納垢、容易鬧瘟疫的老房子，一把火給燒了個乾淨。這場火，逼著倫敦人蓋起了更結實、更防火、也更像樣的新房子。雖然重建的路子慢吞吞，麻煩事兒一堆接一堆，可畢竟，一個新的倫敦城，就在這片焦土上，慢慢地長起來了。

今天的倫敦，也就是在這個格局上一路修修補補來的。

查理二世這輩子，應了中國人的說法，本命年碰到的都是坎兒，而且都不是小事兒。十二歲就攤上內戰，二十四歲流亡在外，有家不能歸。三十六歲最邪乎，剛送走瘟神，又來了火神，還得跟荷蘭人打仗。

可他硬是都挺過來了。他這個人，確實有兩把刷子。他不像他爹那麼死心眼兒，也不像克倫威爾那麼不近人情。他懂得什麼時候該硬氣，什麼時候該服軟，什麼時候該擺國王的譜兒，什麼時候又得放下身段，跟老百姓套近乎。

這份能屈能伸的勁兒，這份八面玲瓏的手腕，怕是他能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沒被趕走，也沒掉了腦袋，還能把王位坐到死的一個大本事。

觀察者札記：火馬之年的天象意義

公元1666年為火馬年——此為六十年一遇的天象，乃天馬遇烈火之象。因馬本帶火性，此時雙火並濟，故而尤為慎重。

查理二世生於庚午年（1630年），至火馬之年適逢本命年歸返。古訓雲：本命年中，既有劫難，亦有脫胎換骨之機。此時原命之氣更顯，常有轉世之事。

大火始於七月初（農歷），正值鬼月，陰陽交界之時。傳統認為此際陰陽兩界最薄，火精最旺。

火馬雙火之象，應在倫敦大火。然道家五行，火主變革、滌清、浴火重生。查理二世親赴火場，與民同難，正合火馬之性：決斷、率眾、以身作則。

火馬之年，舊貌必焚，新象方生。大火雖毀舊城，卻掃除了瘟疫肆虐的中世紀街巷，得以興建磚石新城。此物質之變，正印證君權之變：由神授威權，化為通達權術。

更有一說：火起於虎時（凌晨二時）布丁巷餅肆。虎亦陽象，與馬相應，故火勢更烈。然虎主勇猛護佑，恰如查理二世臨難不懼。

火馬之年，不僅重塑了倫敦城，更重鑄了英國王權。查理二世經此劫難，如天馬行空，蛻變為真明君主，深悟王道在於為民，而非威壓。

下期預告： 1666年之後，我們將快進300年，看看1966年的火馬如何改變了披頭士與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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